胡美文自传

走过的路
脚下的灯

二〇二六年 · 南昌 · 续写中

「中途千万不能停,
否则稻谷会从稻草上掉下来。」

——父亲,在双抢的田埂上

走过的路,就是脚下的灯。

为什么是现在

我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开始写自传?

这个问题,我想过很久。表面上看,是因为到了五十多岁,经历的事情多了,应该回头看看。但本质上,不只是回忆过去。

我想清楚了,这件事对我至少有四层意义。

第一,给自己做一次人生复盘。

一个人走到五十多岁,如果不做复盘,很容易只记得结果,忘了过程;只记得成功,忘了那些真正改变自己的选择、压力和代价。我从南昌农村出发,从保险行业最基层的试用业务员做起,一步步做到中支一把手、省级保险公司总经理。中间还经历过一次失败的创业,三年外贸的全链路磨炼,在平安人寿深度参与过麦肯锡项目,后来裸辞做投资、做快消创业,五十多岁开始学AI。每一个阶段,外面看到的是职位变化,里面真正发生的,是认知的变化,是一次次人生选择。复盘不是为了回头,是为了把散落在记忆里的判断、方法和代价,变成可以复用的东西。

第二,给家人和孩子留下一些东西。

我不想只留下几张照片、几份履历、几个头衔。那些东西有意义,但不够。真正值得留下的,是一个人在关键时刻怎么判断,遇到压力时怎么扛,面对诱惑时怎么选,失败以后怎么重新站起来。我希望家人和孩子以后看到的,不只是「胡美文做过什么」,而是「胡美文为什么这样做」。

第三,为未来的创始人IP、演讲和商业合作做准备。

今天操盘一个商业项目,别人不只看产品,也看人——看你有没有真实的经历,有没有经营的能力,有没有穿越过不同阶段的判断力。我不是从商学院出来的,我是从农村出来的。我的管理能力不是课堂教的,是被一支支真实的队伍、一个个业绩指标、一件件干部问题逼出来的。我投过项目,创过业,踩过坑,交过学费。这些经历如果只放在脑子里,就是个人记忆;系统整理出来,才能变成别人可以信任、自己可以反复使用的东西。一个人讲自己怎么从试用业务员做到省公司总经理,怎么在失败之后重新站起来,怎么从一个行业跳进另一个行业还站得稳——这些话,比任何一份材料都有说服力。

第四,也是最重要的一点:把过去几十年的经验喂给AI,让AI真正理解我。

很多人用AI,是让AI替自己写东西、查资料、做表格。我现在越来越清楚,AI对我最大的价值,不是替我完成某个任务,而是帮我把过去的经历、判断、案例、方法和踩过的坑,沉淀成一个可以持续进化的系统。只有当AI理解我的人生路径、职业训练、价值观和决策方式,它才可能真正成为我的参谋,而不是一个普通的工具。

所以,这本自传不是为了证明过去有多成功,也不是要把自己写得多精彩。

我更愿意把它看成一件事:

把经历变成能力,把能力变成方法,把方法变成系统,再把系统留给未来。

这就是我开始写自传的原因。

第一部

泥土

一九七四—一九九三 · 南昌 新建县

我从沙溪村出发。身后没有什么背景,带着的东西也很简单:一副挑稻谷的肩膀,一笔借来的两元钱学费,和家里几代人一点一点传下来的做人的规矩。

第一章

沙溪村

既然挑起来了,就不要轻易在半路放下

一九七四年,我出生在江西南昌市新建县(后来改名新建区)大塘坪乡的沙溪村,一个普通、也艰难的农民家庭。

我一岁多的时候,爷爷因为胃癌去世。那一年,父亲只有二十一岁,却不得不提前挑起整个家庭的担子。后来我慢慢长大,才知道一个二十一岁的年轻人突然成为家里的顶梁柱,意味着什么:上有老人要照顾,下有孩子要养,地里的活不能停,家里的日子也不能断。

母亲勤劳、善良,是父亲干农活最得力的帮手。奶奶一直陪着我长大。后来家里又添了两个妹妹,一个生在一九七七年,一个生在一九七九年。

从外面看,这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农村家庭。可就是这个家庭,给了我一生最早、也最深的底色。

爷爷

爷爷走的时候我太小,见过他,却没有留下自己的记忆。家里厅堂的墙上,挂着一幅他五十多岁时的遗像——那是我对他最直接、也最具体的印象。

长辈们说,爷爷长得很帅,力气特别大,挑担要用双扁担——挑得太重,单的会折断。可他们说得最多的,不是力气,是义气。

爷爷兄弟两个,父亲去世得早,老母亲一直由爷爷供养。爷爷不但养家,还供弟弟读书,一直供到高中。在那个年代,一个农村家庭供出一个高中生,分量差不多相当于今天供出一个博士生。爷爷做这件事,没有犹豫过。

可弟弟后来并不记这份好。在弟媳的影响下,不但不感恩,反而跟爷爷成了对头。弟弟的大儿子分家时,所有生活用品都是爷爷一手置办的。爷爷去世那天,那个侄子说了一句话:为什么好人先走,走的是大伯,而不是他自己的父亲。

这句话,长辈们传下来时,语气里裹着复杂的东西——有惋惜,也有对人心的一丝无奈。

爷爷去世后,太奶奶一直住在我们家,由父亲接着供养,一直到九十多岁去世。一副担子,就这样从爷爷的肩上,落到了父亲的肩上。

还有一件事,妈妈和奶奶讲过无数遍。爷爷患胃癌那阵子,肚子痛得厉害。我那时才一岁多,什么都不懂,却会钻到桌子底下,用小手给爷爷揉肚子。爷爷被感动得直流眼泪。

这件事我自己没有记忆。但每次听到,我都会想:一个一岁多的孩子,不懂什么叫孝顺,更不懂什么叫离别,他只是看到爷爷难受,本能地想做点什么。这件事被长辈记了一辈子,也说明爷爷在那个家里,是被深深爱着的。

爷爷奶奶本来生过九个孩子。父亲排行老八,上面四个哥哥、三个姐姐,下面还有一个妹妹。那时候医疗条件差,大多数孩子很小就夭折了——最大的只活到六岁,小的几个月就走了。最后真正留下来的,只有排行老二的姐姐,也就是我的大姑姑,还有父亲,和最小的妹妹。

那个年代,家里只留下一个儿子的情况很少。父亲因此受到爷爷奶奶万般宠爱,也承载着传宗接代的全部希望,小名就叫「万根」。家里还给父亲请过奶妈——原因现在说不清了,可能是奶奶奶水不够。

这些事让我后来明白,父亲为什么那么年轻就能挑起一个家。他从小就被当作这个家必须保住、必须延续、必须扛事的那个人。那份期待和压力,早早就压进了他的骨头里。

爷爷留给这个家的,不是财产,是一种做人的标准:能吃苦,讲义气,肯担当,帮人不求回报。这些东西,后来经由父亲、母亲、奶奶和大姑姑,一样一样传到了我身上。

父亲

父亲只有小学文化,但字写得很漂亮。

我小时候,他就教我练字,所以后来我的字也写得不错。这件事很小,却说明一点:父亲文化程度不高,但很看重学习,更看重做事的规矩和基本功。

在我的记忆里,家里很穷,甚至经常不吃晚饭。可就是在这样的日子里,父亲还会订一些科学种田、科学养殖的报纸杂志,也给我订学习方面的报刊。

对一个农村家庭来说,这不是小事。穷的时候,每一分钱都有去处。一个人愿意把钱花在报纸和孩子的学习上,说明他心里相信:庄稼要靠科学,孩子要靠读书,家要靠下一代去改变。

父亲的学习劲头,不只用在我身上,也用在他自己身上。

除了种田,他还和人合伙杀猪卖肉,合伙承包村里的鱼塘养鱼,也试过科学养猪。这些事在当时的村里,很多都是他最早做起来的。规模都不大——养猪也就几头——但他肯研究、肯试,还指导别人搞过更大规模的养猪。那个被他指导过的人,后来成了他的好朋友,每年过年都来看他。

父亲不是天生敢冒大风险的人。也正因为谨慎,他确实错过了一些发财的机会。但他身上有一样很宝贵的东西:不满足于按老办法过日子,愿意学新东西,学了就拿到生活里试一试。

他还自学了不少乐器:唢呐、口琴、二胡。后来吹唢呐成了他的副业——农村办红白喜事请唢呐队,他靠这个给家里多挣一份收入。

更让我印象深的,是他自学风水。

父亲的姑父是一位有名的老风水师,来家里做客,常常一住就是几天、十几天。父亲就抓住机会,日夜请教。后来只要有算命先生、风水师路过村里,父亲都请到家里吃住,白天问,晚上接着问,有时候干脆睡在一张床上继续问。

父亲不是只学理论,他更会拿现实去验证。谁家出了大官、发了大财、出了名人,或者遭了什么大事、大灾,他就去看那家的房子和祖坟,对着理论一条条印证。互联网出现以后,他还会去搜公开的资料——从前的皇帝宰相,现在的领导人、名人明星的生辰八字——再拿来和理论对照。样本越攒越厚,准头也越来越高。

后来找他看的人越来越多。我身边很多同事,都通过我找父亲看过自己或家人的命。我的规矩是一律只给生辰八字,别的什么都不透露。

有个同事的妈妈肺癌晚期。我把生辰八字发给父亲,只说「算一下这个人的命运」。父亲测完告诉我:这个人年轻时如何,性格如何,眼下命特别弱,很难扛过一年。

还有一位同事让父亲看婚姻。她从没见过我父亲,我也没提供任何信息。父亲说,她能力非常强,但婚姻很难走到头,后半生基本单身。她如今五十多岁了,果然还是一个人。

还有一位同事,父亲也没见过。父亲说他充满激情,做官可以到厅级,发财至少千万,写了满满一页纸。那一页纸里的话,几乎就是他的写照。

我自己这一路,好像也是按父亲算出来的命在走。我不认命,到现在也不太信;可有时候,又不得不信。

有件事我印象特别深。父亲小时候的那位奶妈,她的儿子,父亲叫「哥」。这位大伯当兵回来后在工商局上班。单位分了套房子,父亲去做客,顺便看了看,指着一间卧室说:哥,这间房以后不要住人。

大伯没当回事。没多久,大女儿结了婚住进那间房,后来患癌去世了。大伯也没往房间上想。再后来,儿子二婚后又住了进去,事业眼看要起来——一个雷雨交加的晚上去昌北机场接人,路上刮到一个骑自行车的大学生,下车去扶,被后面的来车撞死了。大伯这才后悔,当初没听父亲的话。

还有一次,有人请父亲看房子,其实是想考验他。父亲一踏进其中一间房就说:这间房不能住人。对方否认,说住得好好的。父亲还是坚持。最后对方不得不服——那是他弟弟住过的房间,弟弟不久前已经死了。父亲后来跟我说,那次他没有查任何理论,就是一种第六感,他自己也说不清,是熟能生巧,还是别的什么。

今天回头看,父亲给我的影响,不只是「要好好读书」这么简单。他让我很早就看到:一个人哪怕起点不高,也可以靠持续学习、主动请教、反复验证,慢慢长出自己的本事。

后来我在保险行业学销售、学管理,接触麦肯锡的结构化方法,五十岁以后学AI,骨子里都信同一件事——

人是可以通过学习改变的,能力不是天生定死的。

二〇〇七年夏天的那个夜晚

写父亲,有一件事我犹豫了很久要不要写。但这本书是写给自己、也写给孩子的,我决定写下来。它和「神奇」无关,它是这个家真实经历过的一个夜晚。

二〇〇七年暑假,我儿子一个人回老家,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。

那天晚上,儿子想和奶奶睡。我爸就搬去和我奶奶睡一个房间,方便照顾——奶奶那时已经重病卧床两三年,平时都是我妈陪她睡,给她把屎把尿。

半夜,我妈醒来,发现我爸不见了,到处找。最后在一个地方找到了他——他正在翻东西,翻出一瓶农药,拿起来就要往嘴里灌。被我妈一把抓住了。

我儿子赶紧打电话给住在村后三四百米的妹妹、妹夫,又打给远在南昌的大姑姑。

妹妹妹夫赶到时,我爸又手舞足蹈起来,一直喊我妈的名字,叫她一起去玩——我爸平时绝对不会这样,他一辈子严肃、稳重,从没和母亲嘻嘻哈哈过。接着他又摸到一把菜刀,到处挥舞。妹妹、妹夫和我妈一起抱住他,把刀抢了下来。妹夫把他按在床上,把那把刀砍进他躺的木床靠背顶上,他才稍微平静下来,躺在床上,呼吸声很重。

大姑姑在电话里告诉我妈:当晚家里来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,要带走奶奶和爸爸中的一个。姑姑叫他们带走奶奶,又交代我妈当晚要烧纸钱、烧香。于是家里烧了一整晚的纸钱。从那以后,我妈天天烧香,一直坚持到现在。

过了两三个月,奶奶就走了。

第二天早上醒来,家里人跟我爸讲昨晚的事,他说什么都不知道,还不太相信。

这个夜晚是我儿子讲给我听的。我又向我妈、我妹妹、我妹夫一一核实过。

我至今不知道那晚到底发生了什么——是身体出了状况,是情绪到了某个临界点,还是姑姑说的那种「东西」。我不知道。但有两件事是真的。

第一,两三个月后,奶奶走了。姑姑那句「要带走奶奶和爸爸中的一个」,后来成了事实。

第二,从那天起,母亲再没断过每天早晚烧香。父亲叫她别烧,她也照烧。这不是一天两天的冲动,是十几年如一日。

回头看,那晚改变的不只是父亲。母亲也变了——她从一个逆来顺受、默默伺候老人的儿媳,变成了一个用烧香守住这个家的人。你可以不信这些,但她信。一个人愿意为自己相信的东西坚持十几年,这本身就说明了一些事情。

从那以后,我对风水,对父亲的本事,对姑姑说过的那些话,都多了一层说不清的态度。我不是信徒,但我也不敢再随便说不信了。

双抢

父亲对我的教育,不只在读书上。生活上,他对我的要求也很严——我五六岁就跟着父母下地干活,一直干到参加工作之后很长一段时间。

小时候我不一定理解他。同村很多人都劝他:这个孩子长得清秀、斯文,成绩又好,还是家里的独子,就别让他干那么多农活了。有人甚至说,我走路都像以后坐办公室的人。

但父亲没有听。

他还是让我跟着他们日出而作、日落而归。早的时候五点多下地,晚的时候九点多才收工。那时候当然觉得苦。可现在回头看,那反而是我这辈子最宝贵的一笔财富。

我印象最深的是双抢时节。

所谓双抢,就是抢收、抢种。天热,活重,时间紧。田里割下来的稻谷,要从田里挑到晒场去。父亲叮嘱我:中途千万不能停,否则稻谷会从稻草上掉下来。

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。

所以不管路有多远,我都坚持挑到晒场才放下。很多次,我在半路累得眼泪直流,但不敢停。那时候对我来说,最大的幸福不是吃到什么好东西,而是终于把稻谷挑到晒场之后,喝上的那一碗冰凉的井水。

现在看,那不是简单的干农活。那是在一个孩子身上,练出了一种本能——

既然挑起来了,就不要轻易在半路放下。

后来我在工作里遇到过很多压力,做销售、带队伍、管机构,再后来面对投资和创业的不确定。我身上那股「再累也要坚持到晒场」的劲,很大一部分,就是从童年这些农活里来的。

母亲

如果说父亲给我的是学习、探索和严格,那母亲给我的,就是善良、勤劳和长期的承担。

母亲是童养媳,没有上过一天学。她给我的感觉一直是逆来顺受,特别勤劳,特别能吃苦,也特别孝顺。

奶奶第一次得重病时,应该还不到六十岁,在江西省肿瘤医院住了一个多月。医生后来建议回家,该吃什么吃什么。父亲请了一辆拖拉机,把奶奶接了回来。

那个场景我到现在都记得。奶奶原本身材算高大的,那一次瘦得只剩皮包骨,估计只有六七十斤。用一个孩子的眼光看,就像一只营养不良的小动物。这个画面很粗粝,也正因为粗粝,一直刻在我脑子里。

奶奶回家以后,母亲天天给她把屎把尿,有什么好吃的都做给她吃,自己舍不得动一口。奶奶有时还朝她发脾气,母亲也忍着。

三年多的耐心照顾之后,奶奶的身体慢慢好转,后来能基本自理,还能帮家里做点杂活。

但这不是一次就完的事。

过了几年,奶奶的病复发了,母亲又像上一次那样,精心照顾了两三年,才又好转。到了八十多岁,奶奶摔了一跤,卧床不起,母亲又照顾了两三年,直到奶奶八十八岁去世。

只看表面,这是儿媳照顾婆婆。放到具体的关系里看,这件事更不容易。母亲是童养媳,小时候据说也吃了不少苦。可即便这样,她对奶奶的照顾,依然是精心的、耐心的、一年一年不断的。

后来我越来越觉得,母亲对奶奶的那份照顾,世上能做到的人,不多。

它让我很早就明白:所谓孝顺,所谓善良,不是说出来的,是做出来的。不是一天两天的热情,而是几年、十几年、几十年如一日的照顾、忍耐和承担。

还有一件事我记得很清楚。

大学毕业刚工作那年,我工资一个月只有一百多元。有一次回家,我给了奶奶五十还是一百元。母亲看到了,对我说:你也要给隔壁的爷爷一点。

隔壁那位爷爷是个孤寡老人,只有个女儿,不在身边。他生病的时候,母亲总给他熬稀饭,端茶倒水,洗衣服、洗被子。有些事,连他亲女儿都未必做得到,母亲一直在做。

这种善良对我影响很深。它不讲道理,它用行动告诉我:一个人再穷,不能没有良心;一个家再难,不能只顾自己。

奶奶

奶奶从小特别疼我。

我一直和奶奶睡一张床,睡到十多岁;再大一点,也一直和她睡同一个房间。她有什么好吃的,总是留给我。

她经常跟我讲一句话:吃得苦中苦,方为人上人。

这句话今天听起来很普通。但在那个年代、那个家里,它不是口号,是实实在在的日子。那时候的农村孩子没有太多选择,想把命运改变一点点,靠的不是资源,不是背景,首先靠的是吃苦、学习、忍耐和争气。

奶奶的疼爱,让我从小心里有底;她反复讲的这句话,让我很早就接受了一个朴素的道理:人不能怕苦。很多事情,当时看是苦,时间拉长了看,是一个人最早的训练。

要强

小时候的我,性子内敛,也斯文,很少主动跟人起冲突。

如果我和别人起了冲突,父亲通常先说我不对。这当然委屈,但也让我从小习惯了克制,不轻易把问题推给别人。

我不是外露张扬的孩子,但骨子里很要强。别人的成绩超过了我,我就加倍用功,直到重新超过他。超过之后,又松下来——因为我其实也很贪玩。这个性格很真实:有竞争心,也有孩子的散漫;要强,但并不是时时刻刻都自律。

我没有一个清晰的时间点,可以说「从那一刻起,我突然明白要靠自己改变命运」。这种意识不是某一天冒出来的,是在长年累月的日子里,慢慢长出来的。

两样东西

如果用一句话概括这段成长,我会说:我的童年并不轻松,但它给了我一生最重要的两样东西——学习,和坚韧。

学习,让我相信人可以通过知识、训练和努力改变自己。坚韧,让我在后来的很多困难面前,不轻易放下肩上的担子。

小时候那些苦,并没有让我怨恨生活。相反,它让我更早懂得了责任、劳动、家庭、善良和坚持。

一个人后来能走多远,当然跟机会、平台、时代都有关系。但最早决定他能不能扛事的,往往是小时候那些看起来普通、甚至有点艰难的经历。

我从南昌市新建县大塘坪乡出发,身后没有什么特殊的背景。真正带着我往前走的,是爷爷传下来的担当和义气,父亲种下的学习和验证的习惯,母亲示范的勤劳和长期承担,奶奶反复讲的吃苦,大姑姑给我的亲情和实实在在的帮助,还有童年农活练出来的那股韧劲。

这就是我的起点。

第二章

大姑姑

她对我最重要的影响,不在仙,而在人

写到这里,我必须专门为大姑姑写一章。

大姑姑对我们家、对我个人的成长,影响都很大。她身上有很多神奇的事。但我最难忘的,不只是那些神奇,更是她对弟弟、对侄子、对亲人那份实打实的关爱和担当。

小顶梁柱

据奶奶讲,大姑姑很小,可能五六岁,就跟着爷爷下地干活了。她非常勤劳,非常能吃苦,人又聪明,是爷爷的得力助手,几乎就是那个家的小顶梁柱。

长大后,姑姑经人介绍,嫁到离家五十来公里的南昌县尤口乡。那里离南昌市中心只有十多公里,所以我小时候一直觉得,姑姑、姑父就是城里人。

姑父家子女多——六个兄弟,还有姐姐——经济条件并不好。姑姑和姑父自己也生了很多孩子:五个儿子、三个女儿,其中一个儿子小时候夭折了。负担重,爷爷经常接济姑姑家。大表哥和三表哥小时候都在我家带过很久,好像都在一年以上。

那时候交通非常不方便。爷爷要挑着很重的东西,比如大米,先走十多公里,再坐船,再走一二十公里,才能到姑姑家。今天想起来,那不是普通的走亲戚,那是一个父亲对女儿实实在在的托举。

姑姑和姑父都非常勤劳。他们在城里找苦力活干,靠一分一分的辛苦钱,把家里的条件慢慢改善起来。

姑姑很聪明。她从没上过一天学,却能认几百个字,算账更是一把好手。家里大大小小的事、人情世故,都是她在操持。这么大一个家被她打理得井井有条,连姑父整个家族的事,也常常是她张罗。家族里的人都佩服她,敬重她。

她还乐善好施,待人热情,对别人大方,对自己却很节省,所以朋友很多。我小时候常听她提起曾大夫,那是一位大医院的大夫,和她关系很好。大表哥的干娘,也是她的闺蜜——后来,干娘的女儿嫁给了大表哥,就是现在我的大表嫂。

姑姑突然成了「仙姑」

在我上小学高年级或者初中的时候,姑姑突然成了「仙姑」。

听姑父讲,刚开始的时候,姑姑晚上经常像梦游一样一个人往外跑,甚至跑到池塘里去,有时候还会抓起农药就往嘴里倒。姑父紧张得不行,生怕她出事。后来找仙姑看了,才说是神仙附体。

我读初一、初二的时候,姑姑来到我家,一住就是两三年。

那段时间,四面八方的人慕名而来,我家几乎每天人山人海。姑姑身上主要有两位神仙:一位是玉皇大帝的女儿,叫三娘;一位是三娘的小儿子、二郎神杨戬的弟弟,叫三舅舅。其他神仙偶尔也会借姑姑的肉身「上马」。

三娘上马的方式是唱歌。三舅舅只有三岁,说话口吃,一般人听不懂,需要父母和奶奶翻译。我放学以后,也成了小翻译。三舅舅特别喜欢我,一上马就找我。他的风格直来直去,从不给人面子;三娘则稳重得多,说话总留有余地。

他们当时说得确实准,准到我至今难以理解。我偏唯物主义,不迷信,到现在还是半信半疑。但下面这些事,都是我亲眼所见、亲耳所听的。

有个人主动来我家找姑姑看事。三舅舅一上来就说她是小偷。那个人不承认。三舅舅就说,她偷了别人家的鸡蛋,藏在她家哪个房间、哪个地方、哪袋谷里;还说,再不承认,就把她家的鸡吃了——按当时的说法,三舅舅吃了谁家的鸡,那人一到家,鸡就会死,之前确实有几个人碰上过。那个人害怕了,当场承认。

很多人来找姑姑看房子。姑姑能说出他家的房子在村东头还是村西头,从东数第几栋,从西数第几栋,门口有没有池塘,窗户是不是正对着一棵树或一根电线杆,房子后面有什么。有时候,她甚至能说出厅堂里有张桌子,桌上吊着菜架子,架子上有几盘菜,是什么菜。

看祖坟也一样。坟前、坟旁、坟后有什么,她说得清清楚楚,就像亲自飞到现场看过。

可神仙一下马,姑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,也不知道自己刚才说了什么。

这些人来自四面八方,百分之九十九跟我们家不认识。多的时候一天接待上百人。姑姑不可能跑过上百个地方——但事情就是这么神奇。

还有一次,我表姐夫——姨妈女儿的丈夫——和一个朋友来我家找姑姑咨询,当时家里人很多。轮到他时,姑姑说:你来看什么,你又不相信。表姐夫马上反驳:我相信啊。姑姑说:你要是相信,你们在来的路上怎么会说那些话?然后把他们路上的对话,原原本本讲了一遍。

表姐夫听完,立即跪下来不停磕头,头都磕出了血。这样的事,当时还有很多。

爷爷回来的那个晚上

姑姑住在我家时,和奶奶睡一张床,我睡在同一个房间的另一张床上。

有一天晚上,姑姑突然唱起歌来。奶奶一下就听出来了——那是爷爷的声音。爷爷已经去世十几年了。奶奶赶紧叫父母过来,父母也一下听出来了。一家人当场哭成一团。

冷静下来以后,一家人就听爷爷讲他在那边的事。爷爷说,去世的时候有人在他腰间绑了一根麻绳,对他很不利,本来在那边会更好。后来不知道是父亲把墓地挖开处理了,还是用了别的什么办法,爷爷很开心,好像在那边也当了大官。再后来,我们家也确实越来越好。

姑姑来之前,我们家一直不太顺。养猪、养鸡,经常还没长大就发瘟死掉——那个时候,养猪是农村家庭的重要收入,分量仅次于种田,甚至可能高过种田。

姑姑来后,父亲有一次向神仙请教家宅风水。我们家坐北朝南,南面有个池塘,池塘和房子之间是一块北高南低的空地,多年雨水冲刷,靠池塘边冲出了很多沟壑。神仙说,就是这些沟壑,流走了我们家的财气。父亲就把沟壑填平,还填得比北边略高,为的是留住财气。

后来,我们家的财气确实好了不少,养猪也不怎么死了。

不知是家里有更要紧的事,还是周围该来的人都来过了,两三年后,姑姑回自己家去了。

她在我家的那几年,母亲照顾得很好,天天做吃的给她,她除了接待客人,不用做别的事。在我印象里,那几年是姑姑最漂亮的时候——白白胖胖,很有气质,像坐办公室的白领。

可姑姑一回自己家,又要操劳一大家子的事,一下子就变得又黑又瘦。那个变化,我看着心里发酸。

几年后,有一次我和父亲去姑姑家,在旁边听他们探讨风水。姑姑说,现在「看事」没有以前那么清晰了,很多时候得靠猜,没那么灵了,来看的人也就少了。

真正让我难忘的

姑姑让我难以忘怀的,不只是神奇,更是她对亲人的担当。

表哥结婚时,按姑父那边的风俗,舅舅是要送重礼的。可我们家条件不好。姑姑总是给足父亲面子——她把钱给父亲,让父亲去送礼。

我读大学的钱,也是向姑姑借的。大学期间,我每个周末都去姑姑家吃住。姑姑总是做大鱼大肉给我吃,她自己舍不得吃,也舍不得穿。

学校离姑姑家还有十多公里。为了方便我来回,姑父给我准备了一辆崭新的二六自行车。没用多久,车在学校被偷了。姑父又准备一辆,又被偷。前前后后,总共丢了六七辆。姑姑从没批评过我一句。姑父也只轻轻点了一下:你注意点,现在没有好的了,只有一辆二八的旧车。我当时很不好意思。直到毕业,那辆旧车没再丢。

后来我结婚,姑姑不但送了重礼,还借钱给我们买房子。

我这一辈子,除了姑姑家,几乎没有得到过任何人的帮助。所以后来别人有需求,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,我也会尽心尽力。但借钱给别人,我会特别慎重——因为我见过太多借钱的结果,都不太好,甚至很糟,朋友、兄弟最后变成仇人。

工作以后,我偶尔去看姑姑。她每次见到我都很开心。现在想来,还是去得太少了。非常遗憾,也很自责。

姑姑七十来岁的时候,因为车祸去世了。那时她身体还很好。

后来据父亲讲,她可能是因为神仙上马帮人看事,泄露天机太多。这个说法,我没法判断。我知道的只有一件事:我再也见不到我亲爱的姑姑了。

她教给我的,不只是神奇,更是亲情、担当和善意。她对我最重要的影响,不在「仙」,而在「人」——一个没读过书的农村女人,用一辈子的勤劳、聪明、热情、节省和大方,把一个大家庭撑了起来,也在我人生最要紧的几个节点上,真正帮过我。

第三章

借来的两元钱

我的读书路,是从一笔借来的两元钱开始的

我第一次真正意识到「读书」这件事,是从村里来的几个陌生人开始的。

七岁那年,有一天我和小伙伴在外面玩,村里突然来了几个陌生的大人。他们问我们:要不要读书?

我一下子就激动起来。

那种激动,现在回头看很难形容。一个农村孩子说不清读书意味着什么,但本能地觉得,那是一件很重要的事,是一扇门。

我飞快地跑到村后的菜地里找父亲,告诉他:有人来村里问我要不要上学。

父亲跟着我来到那几个人面前,问要交多少钱。我依稀记得对方说两元,也可能是一元五角。现在看这不是大钱,但对当时的我们家来说,确实拿不出来。

父亲说,家里没那么多钱,要不明年再读。

我一听,嚎啕大哭。

那种哭不是孩子闹脾气,是一个小孩本能地害怕一件重要的事从眼前溜走。哭声传出去,隔几栋屋的邻居爷爷听到了,过来问:孩子怎么哭成这样?父亲说,他想读书,家里没钱。

邻居爷爷很爽快地说:我借两元钱给你们。

就这样,我如愿上了小学。

今天回头看,我的读书路不是从录取通知书开始的,而是从一笔借来的两元钱开始的。那两元钱不只是学费,更像命运给我开的一条缝。

崭新的课本

开学那天,我领到崭新的课本,心里无比激动。

我的启蒙老师叫胡亲最。胡老师上课很风趣,我特别爱听,课堂上总是积极举手。老师也喜欢我,后来让我当了学习委员。从一年级到五年级小学毕业,我一直是学习委员。现在回想起来,还有一点小遗憾:我一直没当过班长。

胡老师后来还来家访,当着父亲的面表扬我。对当时的农村家庭来说,老师上门表扬孩子,是件很荣耀的事。父亲嘴上不会说什么,但我相信他心里一定很骄傲。

第一学期很快结束。寒假时,父亲把我送到南昌姑姑家。

姑姑比父亲大很多,按年龄几乎可以当他母亲。父亲小时候也常待在姑姑家,姑姑对他很好,对我更是疼爱,甚至比对自己的子女还上心——有好吃的都留给我。

那个年代物资匮乏。姑姑家四个儿子、三个女儿,孩子多,零食这类小孩子喜欢的东西并不多,但往往只有我和小表妹有份。

在姑姑家,我印象最深的是:南昌城里的冬天,竟然还有辣椒吃,而且是细长的;还有茄子吃,而且是红色的。我们老家冬天没有这些菜,老家的辣椒是粗圆的,茄子是白色的。对一个乡下孩子来说,这些小小的差别,就是最早的「外面的世界」。

表哥们对我也特别好,到哪都带着我。尤其是大表哥,我就是他的跟屁虫——先跟大表哥住,大表哥结婚了跟二表哥,二表哥结婚了又跟三表哥。

所以我的每个寒暑假,基本都在姑姑家过。那段日子特别开心。

第一张奖状

一年级第一个寒假结束,我从姑姑家回到老家。表姐告诉我,她已经帮我领了第一名的奖状,还有一些本子和笔做奖品。

我很惊讶,也很高兴。

父亲把奖状贴在家里厅堂的木头墙壁上。那个画面,我一直记得。

那张奖状对我影响很大。它让我第一次感受到:学习不只是父亲要求我做的事,也不只是老师喜欢我的原因——它还能让一个孩子被看见,被肯定,被家里人骄傲地贴在墙上。

可能正是第一学期得到的鼓励,小学阶段我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,语文基本都是第一。

三年级还是四年级时,教语文的是我们校长,叫孙孔信。孙校长特别严厉,所有学生都怕他。但他对我相当好,经常叫我去他家单独辅导,好像是准备让我参加县里的比赛。

可惜,和城里的学生比,我还是没有拿过奖。

这件事让我很早看到一个现实:农村孩子在村里可以很优秀,但到了更大的平台,差距还是存在的——不一定是智力的差距,而是环境、资源、训练和见识的差距。

被推到前面的孩子

小学时,我很早评上少先队员,好像是班里第一批;后来又当中队长,戴三条杠。

不管班级活动还是学校的集体活动,老师基本都让我上:语文领读,合唱指挥,学期结束的总结会上作分享,或者当个小头头。

对一个农村孩子来说,这是很早的公众表达训练。那时候当然想不到这些,但今天回头看,我后来能做管理、能讲话、能在组织里承担角色,种子可能在小学就埋下了。

但我并不是一个一直自律的孩子。我很贪玩。

小学四五年级时,班上从溪头小学转来一个同学,叫邓小演。他数学特别好,大部分时间考第一。我语文比他好一点,所以总分不是他第一,就是我第一。

因为我们两个孩子读书的关系,他父亲和我父亲成了朋友,凑在一起就聊我们的学习。每次他们一交流,父亲就会说:邓小演读书多么认真,你多么贪玩。

父亲说我一次,我就认真一阵;成绩超过他,我又放松;一放松,又被超过去。

有一次,我连语文都被邓小演超过了。班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,问我怎么被他超过了,也没怎么批评我。但我当场就哭了,暗暗发誓:下次考试一定超过他。

后来我果然超了回来。

就这样,我们一路你追我赶,从小学到初中、高中。后来的大部分时间,邓小演还是比我好。他的自律,确实比我强。

靠专注,不靠自律

后来我分析,自己小学、初中成绩还可以,主要就一个原因:上课听讲特别认真。

课后我基本把作业做完,然后就疯玩。但寒暑假作业,我从来没有真正完成过——一方面在姑姑家玩得太开心,另一方面暑假还要参加双抢,还有一些题确实不会做。

这说明,我从小就不是天然高度自律的人。成绩更多是靠课堂专注、临场反应、语文底子和竞争刺激撑起来的。

这既是优势,也是隐患。优势是吸收快、效率高、短期冲刺不差;隐患是,一旦环境变复杂、诱惑变多、目标不清楚,人就容易松下来。

这个特点,到了高中,体现得淋漓尽致。

第四章

三所初中

学校不只是读书的地方,也是人情世故的启蒙场

小学毕业后,我进入沙溪中学读初一、初二。

初中第一个学期,数学还可以,语文一直是强项。后来换了数学老师,数学成绩掉得很快,一直到初二都不太行。

我们乡当时叫观咀乡。沙溪中学只有初一、初二,到了初三,按正常情况要去观咀中学读。父亲可能听说观咀中学教学质量不太行,就想办法让我去铁河中学读初三上学期。

铁河中学:想家的孩子

铁河中学离我家有十来公里。我那时个子很小,刚开始每天骑一辆二八自行车来回。路很不好走,中间还要坐船过河,下雨天经常摔跤。有一次打很大的雷,我吓得要命。现在回头看,真不知道那段日子是怎么过来的。

过了几个星期,学校要求住校。

可我从小没怎么离开过家,特别恋家。学校要求住校,我还是每天坚持回去,上课也经常分心。班主任兼语文老师杜公平把我叫到办公室,批评我骄傲,强调必须住校。那阵子我感觉他对我意见很大,好像认定我是个调皮捣蛋、成绩也不行的学生。

但我一天不回家就受不了,还是经常偷偷往家跑。

很快,初三第一次月考来了。成绩出来,我的语文是第一名。

杜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,有点惊讶我成绩这么好。他语重心长地问:你为什么每天要回家?

我说,想家。

于是杜老师和我约法三章:别人一周回去一次,你可以一周回家两次。

后来我妥协了,也慢慢适应了一周回一次。我的成绩,除了数学不太好,其他都名列前茅,总分在应届生里大部分时间排第一。

有一次我考了第二名。杜老师叫我去办公室,我一看,其实是他加分加错了。但我没说,只是暗暗下决心:认真一点,下次还是第一。后来果然又考了第一。杜老师表扬我时,我才告诉他,上次是您加错了分。他一查,果然错了。

从那以后,杜老师一直对我很好。

「打罗」和隔壁床

在铁河中学的半年,我并没有特别用功。除了上课听讲、下课做完作业,其他时间,几乎都跟一些当地叫「打罗」的人混在一起。

「打罗」是我们乡下的叫法,指天天惹事、打架的小混混。

他们是镇上的,年龄比我大,但对我这个乡下小子挺照顾,没人敢欺负我。他们还常带我到街上吃包子、油条——那时候,包子油条对我来说是很奢侈的东西。

后来我才知道,他们对我好还有另一层原因:考试时能和我坐一起抄答案,分数高了,父母或姐姐会给奖励。

当然,感情也是真的好。初三下学期我转去观咀中学后,他们还专程来看我,问有没有人欺负我,有就告诉他们,他们来修理。

这种话今天看当然不值得提倡。但放在当时一个少年的处境里,它让我感动,也让我温暖。

我的隔壁床,是杜老师的外甥。他是复读生,成绩很好,对我也很照顾。我从家里带来的好菜,给他吃;他在食堂打的好菜,也给我吃。

后来他考取了小中专。那个时候,我的梦想就是考中专,吃国家粮。他毕业后分配在工商局上班,现在也是市场监督局的领导。我们到现在还经常往来,关系很好。

这些经历让我看到,学校不只是学习的地方,也是人情、关系、保护、互助和社会规则的启蒙场。

「小胖子」

初三必须回本乡才能参加中考。下学期,我转回观咀中学。

班主任蔡宝瑞老师,教英语。

刚开学时,因为铁河中学的英语进度快一些,前几节课我都觉得自己会了,就没认真听。蔡老师发现后,批评我骄傲,话里还有「看你考试到底怎么样」的意思。月考出来,我的英语和总分在应届生里排进前三。蔡老师挺满意,开始关注我。

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,他给我取了个外号,叫「小胖子」。他还给邓小演取了个外号叫「麻力」——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

蔡老师学习上对我们很严,生活上又把我们当家人。他就住在教室和宿舍之间的小房间里,每天天刚蒙蒙亮就叫我们起床,晚上十点后又催我们睡觉。

我是最不让他省心的学生。每天晚自习铃声一响,我就拿他的粉笔到黑板上秀书法;回到寝室,不是找这个聊天,就是找那个说话,影响别人休息。估计那时候很多同学都嫌我,只是我自己不知道。

蔡老师每天晚上都要来寝室几趟:

小胖子,不要说话,快睡觉。

每天早上天蒙蒙亮,他又来催起床。我总是最后一个被他从被子里拉出来的。

晚饭后,他会把我们赶散,不让我们凑在一起聊天,把我们赶到学校附近的小山头上看书。我们学校离后来发现的海昏侯墓很近。现在想想,我那时候,可能真的坐在刘贺的墓上看过书。

邓国华老师把我的数学拉了起来

初三下学期,除了数学,我各门功课都还可以。

特别是物理,经常拿满分。物理老师换了之后,新来的老师有些题目做不出来,还会找我探讨,我很快就能做出来。

教数学的是邓国华老师。学生们都认他是个好老师,可我的数学还是在及格线附近打转。

于是邓老师找我单独谈话,帮我分析:其他学科都还可以,数学拖后腿太严重;其他学科少花一点时间也能稳住,应该把更多时间放到数学上,把成绩拉上来。

因为我发自内心喜欢这个老师,也认可他教得好,这番话我听进去了。

数学很快有了起色。中考时,我的数学超水平发挥,一百分考了九十五——最后一道题时间不够没做完,扣了五分,不然可能是满分。物理考了满分。

可惜,我的强项语文和英语反而没考好。最终,我没有考取中专和师范,只考取了我们县唯一的省重点中学——新建二中。

这不是我的目标。那个时候,我真正想考的是中专或师范:考上就能吃国家粮,早点参加工作,早点减轻家里的负担。

全村人劝我去读高中

新建二中的录取通知书下来,我一点也兴奋不起来。

从我们那届开始,好像不能复读了。我跟父亲说:不读了,要跟表哥去炒瓜子。

父亲还是希望我去读,我一直坚持不读。父亲好像也真向表哥开了口,想让他们带我去炒瓜子,表哥没有表态,我也很沮丧。

暑假里,很多同学来我家劝我。有人甚至说:我实在是考不取,你考到这么好的学校还不去读,太可惜了。

我依然不为所动,铁了心不想读。

父亲天天劝。可能是听烦了,有一天下午,我和父亲吵了一架,跑到村外的稻田里躲起来。

很快,我听到村里很多人聚在一起商量,分头来找我。有人说,他可能去南昌姑姑家了;有人说,可能去外婆家了。

我怕事情闹大,就从稻田里站了起来。

他们赶紧跑过来,把我拉回家。当天晚上,我家挤了一大堆人劝我。他们说,我是村里当时的希望——我们那么大的一个村庄,之前还没有考出过一个大学生,大家都把希望寄在我身上。

我就是这样,带着万般无奈,去了新建二中。

今天回头看,这件事很有意思:别人眼里的好机会,在当时的我眼里,是失落和无奈。每个人判断机会,都站在自己的处境里。对那时的我来说,能早点吃国家粮、早点挣钱养家,才是最现实的目标。

第五章

落榜

有天赋、有基础、有机会,都不够

我最终还是去了新建二中。不是带着兴奋去的,是带着万般无奈去的。

新建二中是我们县唯一的省重点中学,对很多人来说,能进去值得高兴。可对当时的我来说,这不是目标——我想考的是中专或师范,吃上国家粮,早点工作,早点给家里减负。

所以到了新建二中,我对学习没有半点热情。

我记得第一次摸底考的是物理,好像只考了六十九分。初中时我的物理从没低过九十五分,这个分数让我更没了兴趣。到了大二我才知道,六十九分在当时可能已经是不错的成绩,好像还排在前几名。但高一的我不知道这些,只觉得自己一下子从优势变成了普通。

于是我更懵懂了。别人玩我也玩,别人读书我还在玩——至少心里想着玩的事。高一成绩不冒尖,也不太差,语文还不错,但整个状态不对。

初中有个复读的同学分在三班,我在二班,也是重点班。他常来找我聊天,说高中太难了,没有信心读下去。我就让他晚自习来我们班。他每晚问我的作业,我基本都能做出来,也没觉得有多难。后来他可能确实没了信心,辍学了。

这件事说明,我不是学不会高中的课程,而是心没有真正放进去。

高中三年,我就这么懵懵懂懂地混了过去。重点班没有退出,成绩却一年不如一年。玩的时候想着读书,读书的时候又想着玩,心里自责,却控制不住。

第一年高考,我落榜了。

那种感觉很难受——眼睁睁看着高一时很多成绩不如我的同学被录取,而自己落了榜。

这是我人生里很重要的一次失败。它不是能力不够造成的,是目标丢了、自我管理失控造成的。今天回头看,这种失败比单纯考砸更值得反省,因为它说明:一个人有天赋、有基础、有老师喜欢、有机会,都不够。真正决定结果的,是长期的目标、持续的投入和对自己的约束。

一个小插曲:从大手大脚到走极端

高中还有一个小插曲。

高一时,我在寝室丢过两次衣服,被人偷了。可能是我粗心,也可能是我当时的衣服还算不错。

那时我花钱也大手大脚,经常请城里的同学到外面吃东西,每次都是我买单。家里条件并不宽裕,我一个学期能用掉两三百元。

邓小演高中和我在一个学校。他父亲和我父亲常来往,父亲知道邓小演一学期才用一百多一点,加上我一学期被偷了两次衣服,每次都是一大袋,父亲有点生气,说了我几句。我当时没太在意。后来有一次回家,母亲告诉我,父亲和舅舅说我在外面用钱大手大脚。

我性格很杠,于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:一份菜五毛钱,甚至两毛钱,分两餐吃,一个学期只用五十元。心里想,这下总该是邓小演的一半了吧。

但这样也吃出了营养不良。

后来有一次,我去一中找胡杏平玩——他是父亲朋友的儿子的朋友——无意中聊到衣服被盗的事。再后来我发现了偷衣服的人,叫他还,他不还。胡杏平就带着同学到二中,把那个人叫出来打了一顿,衣服才还了回来。

胡杏平后来也常来二中。我请他吃饭,他劝我:不要那么省,吃好点。

我想想也是。父母也不希望我走极端,马上高三了,又在发育期,营养要跟上。后来我的伙食吃得很好,有时候还买太阳神营养品吃。

这件事现在看,说明我性格里有很强的对抗性:你说我浪费,我就能一下子省到极端。但真正的成熟不是走极端,而是在责任和照顾自己之间,找到平衡。

复读班的第七名

复读那年,我以全班差不多倒数的成绩,分在五班复读班,班上五六十人。班主任是朱新伟老师。

前三年浪费了时间,我心里自责,决心好好学一学。第一次月考,我考了全班第七。

按这个势头下去,考一个相当于现在985水平的学校,问题不大。

当时我在班上交了两个很好的朋友,一个叫章勤华,一个叫邵宁。我们和罗建和一起搬到校外合租。章勤华喜欢七班一个姓万的女孩子,天天和我们聊他怎么喜欢她、想追她,我们也跟着起哄,配合他去追。

那时我们都在情窦初开的年龄。受他们影响,我也开始注意班里的女同学。

第一次月考成绩公布,一个叫李凤敏的女孩考了全班第一,引起了我的注意。之前我都不知道班上还有这个人。她就坐在我后面,文文静静的。

于是我经常找机会问她作业,她也很有耐心地给我讲。天天跟章勤华他们聊这些事,我很快就暗暗喜欢上了她。

朱老师因为我第一次月考进步快、排名好,还找到我,问要不要调个好一点的位置——那时候三四排的位置最好,我坐第一排,天天吃粉笔灰。朱老师说,位置由我选。

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成绩好的「待遇」。

但因为李凤敏坐在我后面,我找了个「坐第一排可以随时问老师」的理由,婉拒了朱老师的好意。真实的原因,是方便随时问李凤敏。

后来,我、章勤华、邵宁天天聊章和万、我和李的事。看着章勤华那么大胆地追,我也鼓起勇气对李凤敏说,晚上要送她回家。她拒绝了很多次,我还死皮赖脸。后来是怕影响她学习,才没有再坚持。

章勤华的成绩几乎没受影响,还是一如既往地好。我受的影响就大了,成绩后面一路下滑。

李凤敏基本每次都是全班第一,还考过一次全校第一。那年高考,她因为考场和心理的原因没发挥好,以清华北大的底子,只考到了浙江工业大学。章勤华心理素质过硬,考取了东北大学。邵宁和我都没考好,后来都通过委培读了大学。

第六章

大学重启

只要目标明确、状态打开、方法对路,我可以把事情做到很好

复读后的高考,我没有考好。

邵宁通过委培的方式读了北京邮电大学。我本来已经放弃读大学。后来一个远房亲戚找到父亲,说我的高考分数可以通过委培的方式读大学,毕业还包分配。

那时我什么都不懂,连本科、大专的概念都分不清——到现在,我也没完全弄明白为什么叫「本科」。

亲戚带着我和父亲,去见他管招生的老师,地点在南方冶金学校那位老师的家里。

我记得那位老师说,我这个分数,很多学校可以选。他说了很多学校,我都不太懂。他好像建议我去北京,但北京的学校学费很贵,要一万多,去学校的路费也贵。

我就说,读本省。

他说,本省可以读南昌大学,好像还有财大、华东交大、南昌航院。

我问他:时间最短的是哪所学校?

他说,南航。学费最便宜,补贴最高,离你姑姑家又近,关键是名字还好听。

我说,那就选这个。

这就是我选学校的逻辑。现在想来真是好笑,但在当时,这个选择很真实:省钱,近,时间短,名字好听。一个农村孩子做选择,很多时候不是先看专业和长期发展,而是先看家庭能不能承受。

那个暑假,我从极度悲伤,到看到上大学的希望。期间最重要的事,还是念念不忘李凤敏。

高考一结束,我就向她表白,当晚还缠着她,参加了她和初中同学的舞会。她还是明确拒绝了我,理由是我年龄比她小,她从没想过找一个比自己小的。

我不甘心。整个暑假,满脑子都是她。那时候没有现在这么方便的通讯,主要靠书信和照片。一个暑假下来,我瘦到只有九十多斤。

像换了一个人

到了大学,我像彻底换了一个人。

读书的时候,认认真真读,效率特别高;玩的时候,也尽情地玩。身体也变好了:每天早上五点多起来跑步,从姑姑家拿土鸡蛋,用开水冲着吃,营养跟上了,体重一下子长到一百二十八斤,精神状态很好。

成绩也非常好。

但在写这些成绩之前,我要先交代一个事实:大学期间,我平时的成绩也一般,很多作业是抄人家的。平时除了玩,晚上去图书馆或自习室,要么找计算机相关的书看,要么看一些和专业无关的书。

真正在学习上发力,是期末考试前的那一个月。

那一个月,我非常认真、非常专注。天天晚上和平时最用功的江同学一起去自习,把他的课堂笔记认真看一遍,不懂就问他,也问值班室的老师,再把教材后面的作业全部做完。每次考试结果出来,我都比他考得好——以至于后来,他都不太愿意和我一起上晚自习了。

这说明一件事:我的学习方式,是平时不紧不慢,到了关键时刻,能集中全部精力,用最短的时间拿到最好的结果。这个特点后来在自考、在工作中反复出现。它也说明,我骨子里不是一个持续自律的人,但一旦目标明确、压力到位,爆发力很强。

大学里我每学期都拿奖学金,各科基本都在九十五分以上——连弱项高等数学、线性代数也在九十五分以上,电子技术、模拟电子、数字电子、电机学同样如此。

有一门电气技术,我二十分钟就想交卷。老师说不到半小时不能交。到了半小时我就交了,最后考了九十七分。

唯一让我遗憾的是,大学里没有一门课考到一百分。

为这事,我经常晚自习去请教计算机原理的李冬老师。李老师被我问烦了,说:

胡美文,你考不过我让你过,你不要再问我了。

我看着他说:你觉得我是想考不过的人吗?

他说:你还想怎样?大学不是六十分万岁吗?

我说:我每门功课都在九十分以上,就是没有一门考到一百,所以计算机原理,我想考一百分。

他一听,说我吹牛,转头问旁边的老师:胡美文数学考多少?电子技术考多少?电机学考多少?那些老师说:九十五,九十八,九十九。

他惊呆了,说:还有这种人?

我看到他正在看电子技术的书,就问他怎么看这个。他说下学期要教。我指着书后面的题问他会不会做,他说刚开始看,现在还不会。我开玩笑说:你这是误人子弟。他说,还有几个月时间呢。然后他灵机一动:

我辅导你计算机,让你考一百分;你辅导我电子技术,好不好?

最后,计算机原理那门课,因为我要帮一个留校察看的同学,被老师提前收了卷,还是没考到一百分。这件事让我遗憾了很久。

一百多封情书

大学里最开心的事,是在英语课上给李凤敏写情书。

我的文字功底还可以,字也写得漂亮。大学期间,我用各种字体,给她写了一百多封情书。

有时候我也耍点小心思,突然一个星期不写。她就会回信问我,为什么不写了。她说,她已经习惯了看我的信、看我的字。

我去她学校看过她,她也来我们学校看过我几次。

也许是看到了我的毅力,经过几年穷追猛打,她最终接纳了我。后来,她成了我的妻子,给我生了一个优秀的儿子。

这段经历,现在回头看,有青春的幼稚,也有一种很真实的执着。

大学期间,我还参加了书法协会、摄影协会、演讲协会。计算机操作方面,我在整个系里很出名,应该是绝对第一的水平。

还有一件趣事。我们寝室七个人都没有女朋友。有一天大家提议:当晚分头去追女孩子,谁第一个追上,大家请他和女孩子吃饭。

我到阶梯教室,看到一个皮肤很白、很漂亮的女孩,就坐到她旁边,跟她聊计算机。她听得很有兴趣。不到十分钟,后面一个男孩子跑过来叫她走。她说:不走,要走你走。我问她,这是不是你男朋友?她说不是。过了一会儿那人又来,她还是那句:要走你走,没看到我在谈事吗?

后面我们聊得很投机。那个男孩子来了两三次,她烦了,说我们走。那个男同学可怜兮兮地跟在后面。经过一个杂货店,她要我请她吃茶叶蛋。我去买,刚好碰到室友。一回寝室,整个寝室炸开了锅,说我效率高。

但因为我心里只有李凤敏,那个女孩后来找过我几次,我都躲了,最后不了了之。书法协会也有个女孩,常找各种理由让我写学校的黑板报,又到寝室叫我出去玩,我一次都没去。后来人家也就知趣地不来找了。

毕业设计时,因为我成绩好、动手能力强,很多女孩子争着要和我分在一组,不在一组的,也找各种理由来请教。所以大学期间,我还是挺受女孩子喜欢的。

周祺老师

我的毕业设计,是用程序控制电梯在不同情况下的升降。

毕业答辩时,提问的是我们系主任周祺老师。他问我:电梯用的电机,是普通电机还是特殊电机?

我说:电梯升降不就是电机正反转吗?干嘛要特殊电机,普通电机就可以。

他再三提醒我:到底是普通电机,还是特殊电机?我就故意说,就是普通电机。

答辩会上,我一直跟他对着干,他气得咬牙切齿。但最后,周老师还是给了我最高等级——卓越。

毕业找工作时,周老师也特别照顾我。好单位第一时间通知我,前后给了我五六次机会,都是很好的单位。但那些单位都在沿海外地,我从没想过离开南昌,全都拒绝了。

周主任很生气,说:

胡美文这个兔崽子,你再不去,我再也不给你机会了。

我回他:我从来就没要你给我机会。

他又被我气得半死。但即便这样,他还是一直非常关心我。

还有一次,学校搞预备党员,要我们填表。我填了入党申请书,之后再没去参加过党校学习。一次开会,周老师——他也是我们系的书记——说:有的人入党动机不良,交了申请书,从来不参加党校学习。

我知道,他指的就是我。但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包容我、原谅我。这样的好老师,是我的幸运。

今天回头看,大学是我真正重启的阶段。高中三年的懵懂和失控,让我摔了一跤;大学的恢复和爆发,让我重新证明了一件事——只要目标明确、状态打开、方法对路,我可以把事情做到很好。

第二部

撞墙

毕业前后的那几年 · 南昌

从农村考出来,和从农村真正走出来,根本不是一回事。我没有一步是真正顺利的。但那股「别人说不行,我就再想别的办法」的劲,就是从这几年长出来的。

第七章

找工作

无知者无畏,不是褒义词——它只是还没付出代价

大学毕业前后我才真正明白:从农村考出来,和从农村真正走出来,根本不是一回事。

父亲是传统思想很深的人,受官本位的影响也重。我快毕业时,他就到处托人给我找工作。在我们乡下人眼里,儿子能捧上金饭碗、能当官——哪怕是党政机关的公务员,哪怕只是乡镇长,甚至股级干部——就是很了不起的人。父亲很早就开始跑关系。也因为这样,学校推荐的企业单位,我全都拒绝了。

一封改过的信

父亲找的第一个人,是我妈妈的表弟,我叫表叔。表叔的大舅哥,是省公安厅的政治部主任,姓蔡,也是我们大塘坪乡的人。

父亲买了一条很大的鱼和一些土特产,和表叔去找他。听父亲讲,那天蔡主任骑着自行车,带着小孩从医院回来,在他家楼下和表叔见了面。表叔说,我外甥马上大学毕业,想请你给找个工作。

蔡主任回答:我又不管毕业分配。你们新建县认识人吗?如果有认识的人,我可以打个招呼。

表叔说:就是不认识人,才来找你。

蔡主任说:那我也没办法。

后来他叫父亲和表叔上家里坐坐。一开门,蔡主任的夫人很不高兴,把父亲带去的鱼和土特产往外一扔。两个人灰溜溜地回来了。

我从学校回到家,听父亲讲完这个过程,就觉得表叔和父亲太老实了。他们只听到「我又不管毕业分配」,却没听到后面那句——「你们新建县认识人吗?如果有认识的人,我可以打个招呼。」我认为,这句话才是关键。

回学校后,我一直琢磨怎么找到蔡主任。第一个办法是守。我每天快下班时来到省公安厅门口,和门卫混熟,请他看到蔡主任就告诉我一声。守了一个多礼拜,没守到。

后来我灵机一动,决定给蔡主任写封信,并在信里尊称他为舅舅。没想到一个多星期后,我竟然收到了回信。

那一刻我又激动,又沮丧。信里一方面鼓励我:乡下人考上大学不容易,要好好学习,服从组织分配,为家乡争光、为国家作贡献;另一方面说,找工作的事不归他分管,无能为力。

我还是不死心。后来偶然听父亲讲,蔡主任帮表叔村里一个当兵的人,安排进了南昌市特警支队。这件事更坚定了我的判断:蔡主任能解决我的问题。

我天天琢磨他那句「你们新建县认识人吗」。然后我突发奇想:能不能直接陌拜新建县公安局局长?

我找县城的人问到了公安局徐局长的姓名,又模仿蔡主任的笔迹,把他给我的回信内容改了改,装回蔡主任的原信封里。

一个未出茅庐的小伙子,就带着这把「尚方宝剑」,走进了县公安局。

一进公安局大门,我心里发憷,又故作镇定,到处问徐局长在哪个办公室。我怀着忐忑敲开了门。一个个子不高、略微偏胖、四五十岁的人坐在办公桌前,抬头问我是哪里的,找他什么事。

我说,我是省公安厅蔡主任的外甥,蔡主任叫我来找您,给我安排工作。他让我坐下,我把那封信递给他——信封是蔡主任写的,带着省公安厅的标签;内容,是我改的。

他接过信,快速瞄了一眼,开始跟我解释:小胡同学,蔡主任应该知道,我没办法决定你的工作啊。要来公安局上班,得县委书记签字同意。除非蔡主任和县委书记打电话,我才好安排。书记同意了,我倒是可以给你安排个好部门。

说着说着,他突然说:我跟蔡主任打个电话吧,看他能不能和县委书记打个招呼。说完就按下了免提。

电话一下就通了。

我的心悬了起来。改信的事会不会被戳穿?会不会被公安局当场抓起来?我真想撒腿就跑。可跑是跑不掉了,听天由命吧。我故作镇静地听他们通话。

开头半分钟,好像听到蔡主任说,他没有外甥大学毕业要找工作,也没有姓胡的外甥。徐局长补充说:小胡是南航毕业的,你还给他回过信,他拿着你的回信给我看了。蔡主任似乎想起了这么回事,于是说:那你就想办法帮他安排一下。徐局长提出请他给书记打个招呼,蔡主任也同意了。

挂下电话,我问徐局长下一步怎么办。他说:蔡主任同意和书记打招呼了,你就去把档案调到新建县来吧。

我总算松了口气。

不是因为解决了工作——是因为没被公安局抓起来。

现在想想都害怕,真是无知者无畏。所以后来我儿子上大学,我建议他业余时间辅修法律,平时也常提醒他:遵纪守法,是我们立世安命的底线。

熊部长

这些想法和动作,都是我在学校自己瞎琢磨的,父亲并不知道。父亲对蔡主任那条线不抱任何希望,期间还在到处托人。

父亲朋友的妹妹的表哥,是南昌市委组织部副部长、人事局局长,姓熊。父亲托人带我去见他,我叫他表伯。

带我见过几次之后,我也单独去过几次。对方都不太热情,不说解决,也不说不解决。每次我都很尴尬,不知道说什么,就傻傻地坐在那里,直到人家下「逐客令」才走。

可能是去的次数实在多,熊部长渐渐对我友好起来,叫我不要太急。我每次都会问,下一次什么时候来找您?他每次都给我一个大致的时间。可每次去,都没有结果。可能他确实太忙,找他的人太多,我这种小事,他转头就忘了。

但他对我确实越来越好。有时下面县里的局长向他汇报工作,他经常说不客气的话,对我从来没有。有一次我特别感动——他把一位局长撵走,说:你走吧,我还要和小胡聊些事。还有一次,他帮一个大学生安排了工作,给了张纸条让他去单位报到。那个大学生问了半天怎么去,问得他发了火:亏你还是大学生,找个地方都找不到吗?你应该向小胡学习。那个大学生很尴尬地走了。

县公安局要进,肯定没问题,在家人和老乡眼里也是很好的单位。但有次回老家,表叔说蔡主任要调去公安部了。我担心档案一旦调到新建县,就再也调不回来——那时候我根本不懂毕业分配的流程,所以特别纠结。我判断熊部长肯定能解决我的工作,只是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单位。

父亲又找到他奶妈的儿子——当时在郊区工商局当合同科科长——帮我去找了南昌市人事局一位副局长,好像姓杨。希望不大,后来放弃了。

由于蔡主任要调走,我和父亲最终决定放弃县公安局,把希望全部押在熊部长身上。我加快了进度,几乎每周去找他。

市委机关不好进,没有熊部长打招呼,大门是绝对进不去的。我又想了个办法:发现市委和宿舍连通的地方有一个很小的侧门,我就经常跟在去市委上班的人后面溜进去。后来不知道为什么,我不用别人打招呼也能进了——我也不知道熊部长有没有替我跟门卫说过什么。

去的次数太多了,不知是熊部长不好意思,还是别的原因,有次他问我:愿不愿意去朝阳农场?那里的一把手是我们老家人,会关照你。

我不知道那个单位怎么样,就和父亲去问工商局的大伯。大伯说:我昨天刚从那边过来,很偏,路都是泥巴路。我们好不容易从农村考出来,总不能又回农村去。他建议我不要去。

于是我又去市委,回复熊部长不想去。他又让我等。

等了很久,我还是不停地去。有一次他问我:南昌市物资局,你去不去?

我一听,带个「局」字,又是南昌市的单位,应该挺好的。加上实在拖得太久了,我就答应了。

我的第一份正式工作,就这样落在了南昌市物资局。

金属回收公司的电工

在物资局上了半个月左右的班,实际上是学习。带我的是一个好像叫李绍峰的年轻科长,个子不高,挺有气质,听说很有才,局长喜欢他,前途无量。我当时想,以后要成为他这样的人。

半个月后,他突然告诉我,要把我分到下面的单位去,给了金属材料公司、金属回收公司,好像还有一个什么公司,让我选。

我懵了,不知道怎么选,又去问工商局的大伯。他说:你怎么会去物资局这样的单位呢?以前确实很好,现在不行了。但已经报了到,改不了了。金属回收虽然名字难听点,但毕竟是特种行业,有点垄断性质,要选就选这里吧。

于是我来到洪都北大道的金属回收公司,分在经营管理科。配电间归我们科管,我于是成了个电工。师傅好像是征地农民转过来的,人挺好。我们每天中午在配电间做饭吃,他教我烧菜做饭。记得我第一次炒青菜,没注意,放了满满几大勺盐。师傅没批评我,还是耐心地教。后来我也能做几个菜了,也会煮饭了。

我们组长文化不高,但技能很全,电工、焊接样样精通,很能干。听说总经理很欣赏他,很快他就被提拔成了我们科长。

在配电间的这段时间,还发生过一件让我至今后怕的事。

有一次师傅不在,我一个人在配电间瞎琢磨,拿着万用表到处乱点。我那时根本搞不清强电弱电、档位和量程的关系,也不知道配电柜里那些铜排是三百八十伏的电。手一伸进去,「砰」的一声巨响——三百八十伏直接短路。

等我反应过来,整张脸都被熏黑了,是电缆烧焦的烟灰。眼前一片白,耳朵嗡嗡响。

幸好,人没事。

如果当时手再多伸进去几公分,或者站的位置偏一点,今天可能就没有后面这本书了。那是真正的一只脚踩进鬼门关,又被推了回来。我至今记得那声巨响,和满脸烟灰的狼狈样子。

那次以后,我对「三百八十伏」这几个字,对师傅,对所有看起来不起眼、其实有底子的工种,都多了一份真实的敬畏。所谓无知者无畏,并不是褒义词——它只是因为还没付出代价。年轻人能闯到今天,有时候真的只是运气好。

一百六十三元

第一个月工资发下来,只有一百六十三元。好像是公司效益不好,工资打了七折还是六五折。我心里拔凉拔凉的。

再看整个公司,上班期间,大部分人不是在看报纸,就是在打牌。物资局从前是最好的单位,收入高待遇好——保安队的队长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,当年可以进市公安局,他都没去,可见这个单位曾经有多好。年纪大的有积蓄,年轻的家庭条件也好。

我不一样。我完全得靠自己。这样混下去,我会毁了自己的前程。

我参加工作算早的,又在南昌市,从外地上学、上班回来的高中同学,一般都会来找我。就算在食堂炒几个菜,一顿饭,一个月工资就去了一大块。我又要强,参加了工作,总不能再向父母伸手要钱。

于是我到外面去应聘。当时职业介绍所很多,有一家介绍我去福州路口一家酒店——白天鹅还是黑天鹅——做服务员,好像三百块钱一个月。经理没录用我,说:你是个大学生,吃不了这个苦。我说,我从农村出来,什么苦都能吃。他又说:你也做不久。

我人生的第一次应聘,就这样失败了。

后来我常去职业介绍所逛。有一次发现一个去新加坡务工的机会,工资很高,但去之前要交一万多块钱,光报名费就四百多,我交了一百多定金。回家和父母凑钱,父母也很想让我去,可实在拿不出这么多,又担心我一个人去那么远,就不了了之了。

和我同年参加工作的,有个姓姜的高中同学。他爸是信用社主任,找了县长,把他分配在政府。他家条件比我们家好太多了。他经常来找我玩,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。那段时间多亏了他——我的工资一用完,就去他那儿混吃混喝混住,他也大方,到外面吃饭从不要我买单。记得有一次来了很多同学,我们一起去长堎街边吃夜宵,花了三百多。我很不好意思,说我承担一半吧,他也没让我出。我当时真的很感动。

刚参加工作时,我在外面花二十多元一个月,租了间茅草房住,地面连水泥都没抹。每天晚上,老鼠在屋顶上闹腾,弄得我满脸灰尘,有时还钻到被子里来。收入又低,我看到公司很多从余干来的搬运工住在公司——虽然条件很差——就跟科长说,能不能让我也搬过来住。科长跟领导说了说,在搬运工宿舍旁边给了我一间小房。

现在回头看,毕业分配那段经历,很荒唐,也很真实。父亲是老实人,只能按老办法托关系;我是年轻人,只能靠自己去撞门。撞过蔡主任,撞过公安局,撞过市委,也撞进了物资局和金属回收公司。

我没有一步是真正顺利的。但我身上那股「别人说不行,我就再想别的办法」的劲,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长出来的。

第八章

误入保险

一个普通试用业务员说出的话,也可以被认真对待

我们科有个叫肖峰的同事,晚上值班时常来我那间小房住,也常和我聊天。有一次他问我,要不要去做保险,说挺赚钱的。

一听有赚钱的机会,我就来劲了。第二天,我就和他去了金昌利大厦的平安保险。

一进大门,我就被震住了。这才像一个真正的现代化大公司:装修考究,前台漂亮,前台的小姐姐热情地和每个人打招呼;同事们个个精神抖擞,互相问好,甚至拥抱。肖峰性子外向,和很多女同事拥抱,还亲人家的脸颊。整个氛围都不一样。

上班时间一到,背景音乐停了。肖峰跟我说,要开早会了——我第一次听说「早会」这个词。大家立即在大厅里站成一排排,很整齐。主持人领着唱司歌,唱完齐诵公司的训导,接着有人上去播报新闻,然后是业绩播报,昨天签了单的人上去分享,最后是领导讲话。

我只觉得非常新鲜:这才是我应该来上班的地方。

很快,我通过初试,参加了新人班——那一批,公司从一百五十多人里选了二十七个。新人班结束就要通关:关主是资深业务员和业务主管,她们当客户,我们当业务员,实景演练。没有一个人是一次通过的。记得那天我通关到晚上九点多,是第一个通过的,后面的人据说熬到了十二点多。

狼狈的第一单

培训结束,我们就出去展业了。

第一天,我拜访的第一个客户,是我们村在南昌开出租车的司机。印象里我们平时并没有什么来往。到他家时,他出车去了,只有太太在家。我把产品讲完,她特别认可,当场给小孩买了一份三百六十元的少儿险,现场付了款,还说等老公回来,再以他的名义给小孩买一份。

我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,把一件衣服落在了他家。傍晚我去取衣服,顺便想看看她老公回没回来,把那一份也签了。谁知一进门,满地狼藉。她坐在凳子上流眼泪。我问怎么回事,才知道她老公不同意,发了很大的脾气,把桌上的菜全洒在地上,出门开车去了。

我安慰她说,要不我向公司申请,把钱退给你,为保险的事弄得你们吵架,不好。她还是坚持要买,说自己这点权力还是有的,叫我不要顾虑。我们又聊了一会儿,她心情好了点,我才走。

我的保险第一单,就这样狼狈地开始了。

我有个表哥在新建县城做油漆工,他把他在县人民银行上班的表哥介绍给我。我讲完,对方非常认可,当场买了五份少儿险,一千八百元。这两单很快引起了营业部居经理的注意。他肯定了我,同时建议我以新建县为根据地,在那里深度经营。

本来,通过表哥的表哥在人民银行内部转介绍,应该会有不错的效果。可我听说别人在幼儿园一签就是一批单,就转头去找幼儿园了。记得我西装革履、提着公文包去拜访邹家幼儿园的园长,园长把我当成了政府的领导,有点紧张地说:领导,能不能少买点?我们之前买了些保险,再买太多,家长有意见。我立即说:买保险是自愿的,不买也没关系的。园长如释重负。所以在这个幼儿园,我一张单都没签。若干年后我想起来,别人为什么能在幼儿园一签一批?难道他们跟园长说这是强制保险?不得而知。

很快一个月过去。第二个月发工资,有两千四还是两千七百多元。这对我来讲是笔巨款——相当于我在金属回收公司一年多的收入。

第二个月,缘故关系用尽了,部门调整了展业方式:男女搭配,两人一对,每天去「扫楼」,也在人多的地方摆台咨询,收集客户信息。公司常有台湾老师来上课,说每天要接受九十九个客户的拒绝,第一百个就会成交。台湾人讲课风趣幽默,我们爱听,一个个跟打了鸡血一样——公交车上、公园里、广场中,见到带小孩的,就觉得那是你的客户,就过去搭讪。

我本来是个很内向的人。我的脸皮,就是那个时候练厚的。

我和搭档在桃源小区——当时南昌最好的小区之一——扫楼时,找到一个做油品生意的客户。很有钱,一买就是十份,三千六百元。那时候一个大人最多只能给小孩买十份。我的搭档立即掏出投保单,签在了自己名下,说下一个客户放你名下。

后面,就没有下一个了。

由于资源有限,社会经验和专业技能也不足,还有很多心理关没过,后面几个月,我的业绩不太好。

赣江宾馆门口的一点五十五分

很快到了年底,公司要开年度总结表彰大会。

那天我刚好有高中同学聚会,还有老师参加。我鼓起勇气向居经理请假。一开口,居经理就说:同学聚会很重要,你抓紧去。我正要说,下午我请个假、不参加公司年会,居经理立即堵住我的话:

美文,我相信你能处理好这件事。下午两点年会开始,我一点五十五,会在赣江宾馆门口准时等你。同学聚会你抓紧去吧。

我打车去了新建县的同学聚会。快吃完饭,我提出要走,去参加公司年会。同学们不让走,其实我也不想走;可一想到居经理那句话,不走又不行。我反复提出要走,同学一劝,又反复挣扎。最后还是老师发了话:你们年轻人,还是工作重要,让美文去公司开会吧。

我打了个车飞奔会场。一下车,居经理迎了上来:兄弟,你来了!抓紧进去,会议马上开始。

这是我参加工作之后,真正影响重大的第一课——什么叫一诺千金。

我一个业绩并不突出的试用业务员,领导凭什么真的在会场门口等我?那本来只是随口一说就可以过去的话。

年会现场,我还抽中了一块天王表,很高兴。但印象最深的,是居经理几乎囊括了所有奖项。后来,人称「居百万」。

台湾婚纱摄影公司

开年是招聘旺季。我在职业介绍所看到一家台湾婚纱摄影公司招人,月收入三千多元。我大学参加过摄影协会,就去面试了。初试人非常多,可能是在保险公司锻炼了几个月的原因,我顺利通过;复试是台湾老板和他女朋友亲自面的,也过了。

上了班才知道,公司还在装修。我们几个通过复试的年轻人,天天在工地搬砖,偶尔老师培训一下,让我们去调研市场、买东西,倒也开心。有次和台湾老师去万寿宫买伞,店老板开口十元一把,台湾老师一路还价,还到了六块三毛八——先砍一半,再砍角,再砍分。我第一次知道,价钱还可以这样还。也让我见识了台湾人的精打细算——他是亲自示范给我们看,怎么为公司省成本。

公司里绝大多数是女生,男生只有我和另一个在台湾打过工的、很内向的男生。因为我们常要装扮成情侣去同行那里调研价格,大家平时爱开玩笑,拿我开玩笑的特别多,她们都开玩笑叫我老公。

就是这些玩笑话,惹恼了老板。有一天,老板把我叫到办公室,什么原因也没讲,结了工资,让我回去。我真是莫名其妙。

后来才知道,那个老板想潜规则那些女孩。我走之后没几天,绝大多数女孩也离开了。有一个被他得手后,被老板的女朋友发现了,直接把公司关了。这家公司,没撑到半年就夭折了。

误入保险这件事,后来成了我人生真正的分水岭。不是因为我一开始就多喜欢保险,而是因为那里有氛围,有收入,有竞争,有训练,还有一个说到做到、真的在门口等我开会的居经理。

他让我第一次知道:一个普通试用业务员说出的话,也可以被认真对待。

这就是我走进保险行业的起点。

第九章

十台电脑

学东西不在于你有多少时间,而在于你有多少专注力

台湾婚纱摄影公司不到半年就夭折了。我又回到了原点。

但这一次,我心里多了一样东西:我不想再给别人打工了。

写到这里,得先交代一个贯穿我一生的选择逻辑。

我是家里唯一的儿子。在我的观念里,父母年迈时,我必须在身边。所以从大学毕业找工作开始,我就从没想过去外地。从小到现在,每年过年,我都是在老家陪父母过的。

这个选择,后来让我放弃了很多很好的机会。回头看,有遗憾,但我不后悔。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。对我来说,父母的分量,比机会重。

大学期间我特别喜欢计算机,那时就有个梦想:拥有一个自己的计算机房。经过毕业分配撞墙、金属回收公司幻灭、保险短暂试水、婚纱摄影公司夭折这几轮折腾,我下定了决心:还是要创业。

有次高中同学结婚,坐我旁边的是他的大学同学。我主动和他攀谈,得知他在江西师大旁边开电脑公司。之后我隔三差五去他那里坐坐,混脸熟。一来二去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,也慢慢摸清了电脑公司的业务和运作。

自考:十七门功课

大概一九九六年,还有另一条线。

一次回老家见到表姐夫,聊天中听说他哥哥从新建县科委主任,调去湾里区法院当院长了。我天真地想:我是不是考个法律本科文凭,就可以去法院当法官了?重新参加高考不现实,我就去报了含金量仅次于高考的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。

去报名时才知道,要考十七门功课,每年考两次,每次最多报四门。那时候和民办大学的合作基本谈定,接下来可以预见会很忙。一起去报名的还有一个在高校保卫处工作的高中同学,他时间充裕,第一次就报了四门。我很纠结:报四门,怕忙不过来,考不过浪费报名费;不报四门,又怕战线拉得太长——等你拿到毕业证,法院院长可能都调走了,白忙一场。

我咬牙报了四门。

领了书,机房就快开业了,进入紧张的经营阶段。刚开始各种问题特别多:和学校的沟通协调,学生对服务不满意,特别是网络经常坏,自己技术又不够好,严重影响学生上机,也影响赚钱。有一次我通宵修网络,十四五个小时不吃不喝。那段时间生活饮食不规律,后来落下了比较严重的胃病。

还有一个多月就要考试了,我还是这么忙,书一页都没翻开,非常焦虑。

深思熟虑之后,我做了个决定:再忙,晚上七点以后的时间,留给考试。之后一个多月,我每天七点后看书、做题,做到凌晨三四点,有时四五点——学习效率特别高——睡几个小时,再去上班。

没想到第一次考试,四门全部高分通过,好像都在九十分以上。

后面几次就更有底了。我就用这种提前一个月突击的办法,连考三次,每次四门全过。

记得第二次领准考证时,发现有一门书买错了。第三天上午要考《劳动法》,我连书都没有。于是骑上二六自行车,赶到南昌大学门口的书店,把书和习题资料买回来,看了两个晚上,就上了考场。结果出来:八十八分,满分一百。

当然,后面也有几门考得不高。《国际私法》好像只考了六十七分。最后一门《民法》,是我在欧英顿公司最清闲的几个月里考的——书看了很多遍,题也做了很多,自认为九十五分以上没问题,结果只考了六十一分。

自考给我留下一个很有意思的结论:在我最忙、花的时间最短的时候,考得最好;最轻松、最有时间的时候,考得最差。

后来我想明白了:最忙的那段时间,专注力最强,效率最高;很闲的时候,大脑反而松了,专注力下来了,效率也下来了。再后来我学到一个说法——

学习力 = 专注力 + 记忆力

这条经验贯穿了我整个职业生涯。做销售、带团队、管机构,还是五十岁以后学AI,我都信一件事:学东西不在于你有多少时间,而在于你有多少专注力。

一个没有机房的学校

我有个要好的高中同学姓万,来南昌工作,离我住的地方不远,我们就在外面合租了房子。

我满脑子想着把机房开起来。一次聊天,得知他有个二中五班的郭同学,就在我们住处附近的一所民办大学上班。我催他约郭同学,带我去学校看看。

一进学校,我就到处找机房。这个学校,没有机房。

我问郭同学:能不能约校长见一下?他很爽快地答应了。没几天,我见到了两位校长——从财大退休下来的两位老人家。

交流中得知,学生上机要到校外的培训机构去,不方便,也不安全,特别是刮风下雨的时候。我和他们聊了学校有自己的机房,对招生和牌子的好处。两位校长很认可。几个来回之后,校长同意我们在学校里建机房,上机的价格也谈定了。

借钱

谈好了,接下来就是筹钱买电脑。

之前有个同学对我说过:你尽管去谈,谈好了我叫我爸贷款给你——他爸是信用社主任。我第一个找的就是他。没多久他回话:年底了,信用社不能放款。

我又让父亲去找他的朋友们借。找了一圈,没有一个肯借的。父亲也不耐烦了,说:你别搞了,搞不成的。

我说:你回去。搞不成,我滚回家!

之后我天天想怎么借钱。有天我突发奇想:向两位校长借,并承诺高额的利息。

一开口,两位校长说:小胡,你刚出社会,我们又刚认识,你没有担保人,没有抵押物,我凭什么相信你?万一你借了钱跑了呢?

我只得再想办法。

我找到师大旁开电脑公司的那个朋友,和他们商量:能不能你们先垫钱把电脑买回来,机房设在学校里,作为两位校长贷款给我的抵押物?我再用贷来的款付你们电脑钱。

他们同意了。我再去和两位校长谈,校长也同意了。

就这样,我和他们亲自坐车去广州的电脑市场,买回来十台黑白屏的低端电脑。回来后,校长果然贷了款给我,我也把钱还给了他们。

机房,就这样开起来了。

章勤华追的那位万同学,后来也和我们成了朋友。她得知我开了机房,想让男朋友合伙一起做,我欣然同意。用他们投的钱,加上学生上机交的钱,又添了几台彩色屏的电脑。

我开电脑公司的名声,一下子在同学中传开了。大学的张同学找来,问能不能入伙。后来好像是万同学把股份转给了张同学,她和男朋友去江苏无锡——去男朋友大伯的企业上班了。之后又有两个高中同学入伙,我们在另一所公办学校旁边,开了第二个机房。

不到一年,公司有了五六十台电脑,复印机、打印机也全有了。

从下午两点修到第二天下午四点

这期间我也吃了不少苦。

合伙人里没有一个懂技术的,也不会跑业务,只能守机房。学校的关系要我维护,业务要我出去跑,学生上机也要我指导培训。

特别是网络经常出问题。为了省钱,机房的局域网用的是串联模式,只有一台服务器,其他都是无硬盘的工作站。一台出问题——特别是服务器出问题——所有机器都不能用,损失就很大。

记得有一次修网络,我从下午两点,修到第二天下午四点。没合一下眼,也没吃东西。

后来我把小妹妹叫来机房上班。一来可以学门技术,二来可以守店,也照顾一下我的生活。妹妹悟性很高,很快学会了打字,速度非常快——去参加省级比赛,应该能拿前几名——也能指导学生上机了。

网络系统基本稳定后,我就常外出跑业务。加上女朋友即将毕业,我还要分出时间去找南昌市委组织部的熊部长——那时他已经从副部长升了一把手。

退股

妹妹来公司后,我同学也把他妈妈叫来了,有时帮我们做做饭,没事就待在店里。

她看我经常在外面跑,就来找我说:你天天在外面跑女朋友的工作(其实就是去找找熊部长,一个月难得一两回),我儿子在店里多么辛苦,这个公司全靠我儿子。又说她女婿下岗了,让我把股份转给她女婿,这样我就可以专心帮女朋友找工作了。

她找了我好几次。我确实也挺累,胃又不好,就把股份转给了她女婿。

我走之后,公司每况愈下。后来为了省房租,搬到很偏僻的地方,不久就倒闭了。

退股之后,妹妹去了一家打印店做打字员。在那里,她认识了现在的老公,后来跟着老公去了深圳。他们在深圳结婚、买房、生子,现在过得不错——女儿考取了中央美院,儿子在上小学。

第十章

欧英顿三年

比马云的中国黄页,还早了两年

从电脑公司退股后,我本想休息一两个月。

有次走在路上,抬头看见前面有三个人在散步,其中一个特别像平安保险的居经理。我快步上前,拍了一下他的肩膀。一看,不是。

他们也没介意,还和我一路聊起天来。走到一个单位门口,他说他的公司就在这里,邀请我上去接着聊。

那天主要是那个像居经理的人和我聊,另外两位是他的哥哥和嫂子,在旁边听。我们聊得很投机,一直聊到凌晨一点。

我这才知道,他是个美籍华人——中国科大少年班毕业,去美国读研究生、博士,之后在大公司上班。被公司裁员后,他不服气,决心要让美国人为自己打工,就和国内的兄嫂一起创业:兄嫂在国内找产品,他在国外销售。公司起步不错,短短一两年就做到行业前列。

公司叫美国国际欧英顿公司,主要做大理石、花岗石的出口贸易。

好像是第三天,他又让他哥哥约我去公司。这次开门见山,邀请我去上班:他想开拓国内市场,准备让我负责,还打算在省建材市场买些店铺。入职的条件都讲好了——底薪、年终奖,还给我配摩托车、手机(那时候手机要一万多一台),还有房子,五年后就归我自己。

让人心动得很。他让我准备一下,两三天后到岗。

我上班的时候,他回美国去了。

什么都是我做

刚上班没几天,他哥哥——以后我主要和他打交道,国内的事他说了算,后面我就称他老板,他老婆称老板娘——带我去江西建材大市场做调研,随行的还有老板娘的姐姐和姐夫,主要是看店面。

我们五个人打车去。找车的过程我记得很清楚:为了砍价一块钱,至少拦了七八辆出租车。

回来以后,再没听老板提启动国内市场的规划。安排给我的,是一些行政性的杂事。

刚开始,南昌办公室除了老板两口子——他们还经常出差——就我和一个会计,会计是老板娘的同学。其他人大部分是质检员,常年在工厂验货、收货。

所以后来,行政,人事——主要是去职业介绍所招聘——翻译,和外贸公司、船公司对接(那时候只有一些国企才有进出口经营权),甚至修电脑、修电话、给老板接送小孩,什么都是我做。

我做得还都不错。

几个月后,不知是老板看我太辛苦还是别的原因,请了一位南昌大学的英语老师做兼职翻译,又请了一个行政,我才少了很多事。

老板很聪明,想法也多。可能是对国内市场没太有信心,他弟弟当初跟我讲的开拓国内市场的事,一直没再提,我也没多问。有段时间他想在南昌开装修公司,让我去调研——那时候南昌好像只有一家装修公司,在二七路。我和他一起去现场看完,后来又没了声音。

就这样,我的主要工作变成了去人才市场招聘、修电脑、对接外贸公司,老板临时安排什么就做什么,不忙的时候,也去工厂质检、收货。

网络版中国黄页

当时找工厂,主要靠电信局发行的《中国黄页》。我向老板建议:我们可以搞一个网络版的中国黄页。他立即采纳,我就招了一个能建网站的中专生。网站快建好的时候,不知什么原因,他突然辞职了。后来老板说,不建了。

那个时候,比马云的中国黄页还早了两年。

我也算是中国第一批使用互联网的人——一九九七年我进这家公司,就每天给美国发电子邮件了。

总部搬上海,我选择留下

在欧英顿工作三年,公司的出口规模稳居行业第一。记得当时整个江西省的出口货柜数量,还不到我们公司的百分之十。

老板——主要是美国老板——决定把国内总部搬到上海,在上海买了物业。

老板找我谈,希望我跟他一起去上海发展,会给我很好的待遇。

我是家里唯一的儿子,父母老了,我必须在身边。我婉拒了。

老板和老板娘后来又找我谈了几次。我爱人当时已经是公办学校的老师,他们说,连爱人的工作也帮我在上海找好。我还是没有接受。

最后老板决定:南昌的办公室不撤,留给我一个人用,其他人解散。

就这样,我一周跑一次人才市场,其他时间,不是看报纸,就是看书。

第三部

回到起点

二〇〇〇—二〇〇四 · 平安人寿

从第一次被人带进金昌利大厦,到台湾婚纱摄影,到学校机房,到三年外贸,我绕了一个大圈,又回到了平安。但这一次,我带着开过公司、管过合伙人、和美国人打过三年交道的全部经验回来。后面的人生,就完全不一样了。

第十一章

从复印机开始

之前,没一个人这样做过

在欧英顿留下的那间办公室里,我一周跑一次人才市场,其他时间看报、看书。长期这样下去,也不好意思。

一次看报纸,偶然发现平安保险在招人。我就报了名。

从第一次被肖峰带进金昌利大厦的平安,到台湾婚纱摄影,到学校机房,到欧英顿三年外贸,再到看着报纸重新报名平安——我绕了一个大圈,又回到了起点。

但这一次,不一样了。

第一次进平安时,我是个刚从金属回收公司逃出来的年轻人,什么都不懂,只知道那里氛围好、收入高。这一次回去,我已经开过公司,管过合伙人,做过外贸,和美国人打过三年交道,见过一个行业从零做到全国第一。

我带着这些东西回去,后面的人生就完全不一样了。

面试在一个房间里进行,报名的人很多,好像有五六个面试官,依次提问。面试完,一个多月没有音讯。我就去平安人寿问人事岗。人事岗是个姓汪的女孩,很热情地接待了我,告诉我结果还没出来。我跟她说:竞争激烈,被刷下来我也能接受,但你要给我真实的信息,我好做下一步打算。她还是很真诚地说:结果真没出来。我就回去了。

没过多久,录用通知到了。那一批好像录了八个人。后来听说,只有两个——还是只有我一个——是没有「关系」被录用的。

保户卡:从倒数第一到全国第一

参加完新人班——是和业务员一起培训的——我被分到客户服务部,部门经理姓熊。第一天他告诉我,你这个岗,叫附加价值岗。

当时平安人寿推出一种「平安保户卡」:买了平安保险的客户,凭卡到合作商户消费,享受优惠折扣。我负责江西商户的开拓。这块业务,江西在全国排名倒数第一,所以熊经理很重视,亲自指导我怎么跑。

四五星级宾馆折扣大,可以打到挂牌价的四折五折,他叫我先跑宾馆。第一天我按他的要求跑,还买了一辆新电动车,挺顺利,基本拜访一家签一家。但我同时发现:四五星级宾馆在南昌并不多,东一家西一家,离得远,拜访效率太低。

第二天我就改了策略,从公司附近的福州路开始。福州路西段当时是体育用品一条街,我挨家拜访,效率很高,基本谈一家成一家。没几个礼拜,南昌分公司的保户卡业务,全国排名第一。

当时我们部门只有五个人,业务很忙。所以我每天只在外面拜访两个小时,就回公司,看能不能帮同事搭把手。

我发现部门的复印机经常卡纸,严重影响大家的效率;卡过纸复印出来的材料也不清晰,还有风险。一卡纸就叫修复印机的人,他服务挺好,基本当天或第二天到,但这样太误事了。

我问修复印机的人,总卡纸的原因是什么。他说,复印机是精密机器,你们这么多人,特别是业务员,谁都上手,当然容易坏。我说,那我专门来操作和管理,会不会好些?他说当然。我又问,我每天有两个小时在外面,怎么办?他说,可以设个密码,你离开时指定一个同事操作。

就这样,我成了客服部的复印工。复印机后来很少卡纸,也很少坏。

有一天我在柜台复印,突然听到有人叫我:美文。我转过头,是居经理。

他热情地走过来:兄弟,你怎么来了?也不跟我说一声。

我很不好意思——当年我的业务做得并不好。但更让我感动、也很惊讶的是:五年过去了,居经理的营业部进进出出的人不下几千,我这么一个普普通通的流失业务员,他还记得。

这或许就是他的成功之处吧。

之后没几天,听说居经理去了太平洋人寿南昌分公司,任副总经理,分管个险。后来他去生命人寿任江苏分公司总经理,再调总公司,之后出来创业。离开保险业之后,我们还有很多交集。

在客服部干了几个月,我和同事们打成一片,大家对我都非常好,经常一起出去吃饭、玩。总经理王总也常单独请我们新招的这批人出去,印象最深的是三爪轮漂流。公司福利也好:工资卡是招商银行的,隔段时间去自助机上刷一下,账上就多几百块。我的月薪定的是一千三百九十元,加上平时发的,能到双薪。

我下定了决心:在平安,好好干到老。

接电话接出来的机会

突然有一天,和我同批入职、负责接客户和业务员电话咨询的同事提出离职。她姓金,湖北人,要回老家结婚。熊经理叫我暂时接替她。

刚接电话时,业务不熟,加上部分业务员误导客户,我经常挨客户和业务员的骂。但我态度好,不懂就立即问老同事,问明白了再给人家回过去,平时也带资料回家学。

同时,我每天用本子把客户和业务员提出的问题记下来,每周、每月给熊经理写一份报告:这周、这月,客户咨询最多的是哪几个问题,抱怨最多的是哪几个,投诉最多的是哪几个;我是怎么解决的,解决不了的上报给领导;建议公司采取哪些措施,减少这些问题。业务员的问题,也这样总结分析。

几个月后的一天,一个不苟言笑的人来到客服部柜台,问:谁叫胡美文?我有点慌地站起来说,我是。他说,你上来一下。说完就走了——我们部门和保费部在金昌利大厦五楼,其他部门和领导在九楼。

我问同事,这个人是谁啊。同事说,他是陈总,公司的副总,分管我们。我想这下完了,可能犯了什么错,惹怒领导了。我忐忑地坐电梯到九楼,问了好几个人,才找到陈总的办公室。

陈总坐在办公桌前看电脑,见我进来,让我坐在对面的椅子上。他放下手里的工作,问:客服部每周、每月的电话咨询和投诉分析报告,是不是你写的?

我紧张地回答,是——我以为是写得不好。

没想到陈总说:写得挺好的,你工作挺用心的。之前,没一个人这样做过。你好好做。

然后就让我下去工作了。我如释重负地回到柜台。

全省最高分

在客服部,我特别羡慕能上机操作业务的同事。新进的员工,只有拿到保全上岗资格证才能上机操作保全业务。我平时常向她们请教,她们工作忙,建议我买本书回家看。

结果那年,总公司要求所有从事保全岗位的员工,不论新老,都必须参加上岗资格考试。全省二十来个人参加,除了我,全都是有操作经验的。考场设在分公司,陈总亲自监考。

一进考场,我心里发虚——毕竟没办过业务——就跟万同学商量:你坐我前面,考试时给我看一下。她满口答应。可一发卷,她坐到后面去了。我傻眼了,但很快平静下来:我虽然没办过保全业务,可考试是我的强项,还不一定谁考得过谁呢。

结果出来,我考了全省最高分,顺利拿到保全上岗证。

那时我在部门人缘好,工作也出色,别人不愿干的活我抢着干,熊经理也认可我。很多同事说,你在平安会前途无量。我都不以为然——干好工作,保住饭碗,就心满意足了,从没多想过别的。

有一天,几个同事很生气地来找我,说熊经理准备提拔万同事当保全室主任。我心想,这和我有什么关系?我不懂保全业务,来的时间也不长,谁当都一样。何况万同事在这个岗位干了很久,业务熟悉。

不知道是她们不喜欢万同事,还是偏爱我,她们一致要去找熊经理推荐我。我说不要,我什么都不懂。可她们还是一个个去找了熊经理,有人还找到陈总,陈总说他不知道这些事。后来大家还拉着我去熊经理家里吃饭,当着熊经理和我的面说:不能提拔万同事,要提,也得提拔美文。弄得熊经理当场表态:不会提拔万同事。

第十二章

投连风暴

先倒一杯茶。先处理心情,再处理事情

过了一段时间,投诉投资连结险的客户越来越多。

公司没有专门处理现场投诉的岗位,来访的客户,之前绝大多数是熊经理亲自接待的。后来他实在处理不过来。听同事讲,熊经理有意让我来顶上。同事们纷纷劝我:千万不要接,太烦了,太辛苦了,你会被折磨死的。

果然没几天,熊经理叫我去接待一个来投诉的客户。场面很激烈,我吓得不知所措。老同事过来协助,熊经理也过来接待,我就在旁边看、听。之后几乎每天都有客户来投诉,都是我第一个上。接待了十来个,发现没那么怕了,能跟客户说上几句话;接待了二三十个,就能和客户平等地交流;接待了一百个之后,哪天没有客户来,心里反而空荡荡的——大概是解决完一个客户的问题,特别有成就感。

平安人寿投连险误导客户的问题,在福建被报纸报道后,在全国掀起了很大的风波。江西也是重灾区,媒体常来公司。

很快,总公司从安徽分公司调来一位廖总,当我们的一把手,听说主要就是来处理投连问题的。廖总一来就去拜访监管机构、媒体、公安、法院,把外部环境理顺了;媒体来访、客户起诉这些重大问题,他亲自出面。

总公司相关部门的领导也常下来督察。记得有一次,总公司一个部门领导到熊经理办公室,问他:客户来了,你第一个动作做什么?

熊经理说了一大堆。他很不满意,把熊经理批了一顿,然后说:

应该是倒一杯茶。先处理客户的心情,再处理事情。

这句话我记到今天。那位领导叫陈军,我只见过他一两面,名字却一直记得。因为这句话,后来成了我处理很多事情的方式。

专项小组

投连事件爆发不久,分公司成立了专项小组:总经理任组长,分管领导任副组长,熊经理任执行组长,下设几个小组,从职能部门和业务部门调了些人过来,总公司也给了一些政策和权限。

我就相当于熊经理的小助理。除了亲自接待、调解投诉,还要协调、汇总各小组的案件进度,归档资料,每天写报告给分公司分管领导、总公司客服部和监管机关。

所以每天都加班到晚上十一二点,然后骑着我那辆二六自行车回家——新买的那辆电动车,没几天就在公司楼下被偷了。经常骑到南昌十中门口,眼睛痛得流泪,睁都睁不开,就在那里停几分钟,缓一缓,再接着往家赶。

担任咨询投诉岗期间,有几件事,我印象特别深。

有天我接待一个在深圳还是香港开物流运输公司的客户。五大三粗,声音洪亮,一进来就在客服大厅大声喧哗,声称要砸掉柜台和电脑。我赶紧跑出来,把他引到二楼会议室,先让他倾诉。他的心情慢慢平复下来。聊的中途,来了一位部门领导,没说几句,他火冒三丈,冲到空调前要把空调砸了。我和他太太死死拖住他,又请那位领导先离开。后来我们聊得非常好,他对我很认可,很快和公司达成了和解。

这之后,他一直劝我去他公司上班。我婉拒了,他就再三叮嘱我把他电话存好:休假时打给他,带家人坐他的车去深圳、香港玩,他全程接待。

还有一次,两姐弟来找我。姐姐一开始也很激动,说公司骗她,害她损失惨重。我把她们引到「爱心屋」——平安接待客户的房间——耐心听她们讲经过和诉求,真诚地给了一个解决方案。我和弟弟聊着聊着,发现姐姐不见了。过了好久,她气喘吁吁地跑回来,塞给我一大沓滕王阁的门票,说她在滕王阁上班,以后有外地朋友就去找她,她亲自讲解。

这两位客户,我后来再没联系过,也没接受过他们的好意。但我感动至今。我们绝大多数的客户,其实都挺可爱的。我们有什么理由,不用心为他们服务?

撒了一地的档案

有一个廖总亲自关注的客户,一直说要去法院起诉公司,公司也做好了应诉准备。有天上午,廖总来找这个客户的接待处理档案。我找出来给他。廖总发现里面没有「客户情况说明」——公司要求来访客户写一份情况说明——立即火冒三丈,把我骂了一通。

我很委屈,轻声说了一句:这个案件,不是我接待处理的。

廖总更气了,反问:你接待处理的,都写了吗?

我回答:除了个别客户怎么劝都不肯写,基本都写了,也存档了。

廖总非常生气地说:那你把你接待处理的客户档案,全部调出来。说完就走了。

我花了一个中午,把我接待处理过的所有档案整理出来,下午一上班就抱去廖总办公室。廖总正在处理文件,抬头问我什么事。我说,您不是让我把档案找出来给您看吗。

他指了指旁边的沙发让我坐下。处理完文件,他走过来坐在我身边,一份一份地翻。翻了几分钟,翻到一份没有「客户情况说明」的,立即严肃地盯着我,问是怎么回事。我说,上午就跟您说了,个别客户确实怎么劝都不同意写。

廖总气得当场把所有档案扔在地上,撒了一地。

我委屈地含着眼泪,一页一页从地上捡起来,抱回自己的座位。

麦肯锡来了

投连事件基本平息的时候,平安人寿聘请麦肯锡为公司把脉,推出「卓越工程」项目,对所有业务流程再造。

我很幸运地被选拔去重庆,参加为期一个月的脱产封闭培训,同行的还有企划部的邓同事。我们在重庆天天和来自全国各地的伙伴一起学习、研讨、生活,学到了系统的理论,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

回到机构,要按麦肯锡的要求一步步推进。我和邓同事都是普通员工,刚开始推进得并不理想。幸好麦肯锡的项目负责人定期组织视频会。有一次视频会,分公司的个险总忘了关麦克风,说了几句负面的话,第二天就被撤了职。这件事震慑了很多人,此后各级领导都非常重视这个项目。

项目分几个阶段,每个阶段都有评估。最终,江西分公司在全国排名第六。

我以为完了,结果被提拔了

廖总处理投连有功,听说总公司要调他去更好的大连分公司当一把手。

他调走的前几天,从业务部门调来处理投连投诉的徐主管,下班后神神秘秘地把我拉到熊经理办公室。他说,他得到消息,廖总决定在走之前免掉熊经理的职务,明天开会宣布,由人事行政部的徐经理兼任客服部经理;徐经理本来就忙,又不熟悉客服业务,要从客服部提拔两个人协助她——他是其中一个,另一个,估计是你。

我立即说,不可能。他说,你的能力是公认的,为什么不可能?我就把调档案惹怒廖总的事讲了一遍。他一听,惋惜地说:那真不太可能是你了。你怎么这么傻——领导在气头上,只是说说而已,你还当真去整理?你太单纯了。

那天没什么事,我们聊到晚上九点多才走。我心里倒平静,因为我从来没想过「当官」,也觉得自己不是那块料,做做事还行。

第二天一上班,公司果然通知人事行政部和客服部去会议室开会。廖总宣布:免去熊经理客服部经理职务,由人事行政部徐经理兼任;徐经理事务多,又不熟悉客服业务——胡美文在保全方面很专业,提拔为保全室主任;徐某,为咨诉室主任。

我的脸当场就红了。一是保全业务涵盖太广,我其实不专业,基本只会做投连退保,部门里真正熟悉保全的有两三个人,都在平安干了七八年;二是我惹怒过廖总,他怎么还会提拔我;三是听说南昌平安五六年没提拔过一个室主任,资历七八年的人比比皆是,我入职才一年多一点,怎么会轮到我。

通过这件事,我悟出一个道理:

领导的格局永远比你大。当你还在斤斤计较、耿耿于怀的时候,领导早就忘到九霄云外去了。

这件事对我后来走上管理岗位、怎么对待下属,影响很大:多看人的长处,对优秀的人多给机会、给平台,不要揪着人家的缺点不放。

为什么提拔我,我一直没问过廖总,他离开南昌后我们也几乎没再见过。二十年后,有一天我突然想:这次提拔,是不是和陈总有关?陈总是我的分管领导,一直很认可我,我就像他的兼职秘书——他甚至常绕过熊经理,单独找我交办工作,还特别叮嘱有些事不必经过熊经理,直接向他汇报。我从没真的这样做过,但可见他对我的信任。

后面还会讲到,陈总是我人生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导师。他给了我很多机会,对我很包容。我们亦师亦友,从一个试用初级文员被他招进公司,到后来和他搭班子,共事了十几年,到现在还有着家人般的感情。

保全室:又一个从倒数第一到全国第一

从会议室出来,我立即找到一位平时关系挺好的保全岗老同事,说:保全室的事,以后要靠你了。她用异样的眼神瞧了我一眼:廖总不是说你很专业吗?说完就走了。我当时真是五味杂陈——怎么一下就变了呢。

回到工位,我从内网查了分公司保全指标的全国排名:倒数第一。我坐下来研究这个指标是怎么构成的,发现就两部分:保全分析报告,和保全差错率。凭感觉,分析报告的分好拿,很快能提上来;差错率,要花时间。

我在内网查了全国各省保全分析报告的排名,挨个给排名靠前机构的保全室主任打电话请教,请人家把报告发给我学习。大多数人都发了。我花几天时间研究,把每份报告的优点吸收进来,组合成南昌分公司的报告。当月,报告就拿了满分,以后再没扣过分。

接着分析差错率:哪些项目容易出错,原因是什么。分析下来,绝大多数是操作人员粗心大意、责任心不够,还有一部分是专业技能不足。

原因找到了。从第二天起,我每天早上第一个到公司,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,给全省保全岗的同事发「温馨提示」——兄弟姐妹们,这几项业务非常容易出错,为了分公司的荣誉,希望今天作业时大家特别注意!

提示了一个月,对还是粗心大意、责任心不强的员工,出台制度,该罚的罚。粗心的问题很快解决了大半。有一个员工还是老出错,陈总指示我把她开除。我跟陈总说,她在公司工作了很多年,让我先去她所在的机构了解一下情况。和她交流后,发现她确实不适合这个岗位,我就建议机构总经理给她换一个更合适的岗位,另找合适的人来做保全。

针对技能不足,我求陈总请总公司的老师来培训。陈总爽快答应了。总公司保全室主任黄如山亲自来讲课。之后我们又组织了一对一指导和严格的考试。

没有两三个月,江西的保全指标名列全国第一,直到我离开平安人寿,也没有下降过。当年,总公司还给我们颁了一个特殊的奖项——「进步最快奖」。徐经理很高兴,从总公司领完奖回来,特意让我把奖牌陈列在职场里。

错过的三次风口

我在平安站稳脚跟、当上保全室主任后,有一天晚上十点来钟,欧英顿的老板和老板娘来到我家。得知我已经是平安的主管,他们很高兴,说没看错我,相信我是金子,在哪都会发光。

他们此来,是公司要在湖州开一个很大的木地板加工厂,准备招几千人,盛情邀请我去当厂长。我又一次以小孩太小为由,婉言谢绝了。

后来听我同学——我在欧英顿管人事时招进去的质检员——讲,工厂请了老板娘的姐夫去管。他管厂后赚了很多钱,光卖木头屑,一年就是几百万,在上海、苏州买了很多房子。同学一直数落我:这么好的机会,你都不去。

现在回想,我有三次错过行业风口的遗憾。

一次是刚毕业时的电脑热。入了局,又退了出来——机房从十台电脑做到五六十台,最后我退了股。

一次是互联网热潮。我真的是中国第一批触网的人,九七年就每天给美国发邮件,还提过网络版中国黄页,比马云早两年。

一次就是湖州的木地板加工厂。老板和老板娘亲自到家里邀请。如果去了,可能又是完全不同的人生。

三次错过,我后来反复想过。不是没看到机会,也不是没能力抓住——而是在那个年纪,我心里有更重的东西:父母,家庭,一份稳定的收入。创业可以,但不能离父母太远,不能冒太大的风险。

这就是那个年代、那个家庭出来的我。

两位姓徐的同事

徐经理兼任我们部门经理后,我从她身上学到很多。她和熊经理的管理方式完全不同——熊经理喜欢亲自到一线操作,徐经理只指导大家做。当时我以为是她不懂业务,后来我自己当了部门经理才明白:部门经理,本来就应该这么做。

我们有需求要分公司领导支持,向熊经理提,他会立即上去找领导争取;徐经理则常说:美文,不要急,领导这几天心情不太好,等他心情好的时候我去说。招待总公司领导用餐,她点的菜好吃又便宜,总公司领导也满意。她告诉我,点菜是门艺术,还教我怎么点菜。

和我同时晋升的咨诉室徐主任,也非常优秀。他对下常沟通,一出现问题就把人拉到边上聊,科室会议开得简洁高效;对上,他主动找部门经理和公司领导汇报;跨部门的协调能力也超强。新来的总经理特别欣赏他,他提的需求,领导基本都会同意。

这一点我当时远远不如他——我极少主动向领导汇报、沟通,只知道钻研业务,埋头干活。后来我担任分公司部门经理和领导时,这方面提升了很多,我想,应该就是受了他的影响。

第四部

太平

二〇〇四—二〇〇九 · 太平人寿江西分公司

一间茶室,一句「我相信你的潜力」,我离开了打算干到老的平安。在太平人寿的五年里,我从零搭起一条运营条线,学会了怎么带人、怎么打仗,也第一次走到业务的前线。

第十三章

一句「我相信你的潜力」

我已经答应陈总了,不能言而无信

二〇〇四年初,不知什么原因,陈总调去了总公司。后来听人说,他从总公司离职了。五月左右,又听说陈总回南昌了,准备筹建太平人寿江西分公司。

有些同事基本谈好了,准备过去。我只是听说而已,依然按部就班地工作,偶尔听人传一传陈总那边的消息。

六月左右,徐经理向焦总——接任廖总的总经理——提出不再兼任客服部经理,公司任命咨诉室的徐主管接任。

我是由衷佩服徐主管的能力的,提拔他,名至实归。但徐经理和徐主管怕我有想法,分别找我谈话,希望我理解。

我向他们说了真实的想法。第一,我对自己认得很清:搞搞业务还可以,行政能力太差,只适合做助手,不适合当一把手。第二,徐主任提拔成我的领导,我心服口服,我们正好互补,他更适合当一把手,我会好好辅助他——其实领导不需要太懂业务,之前的徐经理一点业务都不懂,不也把我们部门管得井井有条?第三,请你们放心,我会一如既往做好工作。

谈完,他们都很高兴。

这期间,很多人问我:陈总在公司那么器重你,找了你没有?

我说没有。我和领导只是工作关系,他走的时候没和我打招呼,离开后也没联系过。但他们都认定,陈总后面一定会来找我。

六月底七月初,公司确实过去了很多人:团险部黄经理任太平人事行政部经理,保费部姚经理任银保部经理,培训部匡经理任个险部经理,营业部刘经理任南昌本部经理,财务部黄主任任财务部经理,单证室的刘同事也去了,还有很多营业部的业务主管、业务员。平安南昌分公司震动很大。听说焦总很生气。

江西宾馆的茶室

七月十号左右,我突然接到之前团险部黄经理的电话,说陈总想约我聊一下,叫我下班后去江西宾馆的茶室。

我答应了。那应该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走进茶室——在宾馆后面,单独一栋小楼。

陈总和我聊了一晚上:太平人寿的背景,保险业、特别是平安有哪些知名人士过去了,发展前景如何。他一直说,我一直听,很多地方似懂非懂。

聊到凌晨一点多,我问陈总:领导,您叫我来,是想让我干什么?

陈总说:让你做运营啊!

我说:运营您不是找了刘同事吗?

他说:他是他,你是你。

我说:那您把我放在他下面哪个位置?

陈总说:你怎么会在他下面呢?我让你来负责运营,他归你管。

我听说太平的运营,相当于平安的契约部、理赔部、保费部、客服部四个部门。我跟陈总说:我在平安,三个人都管不好;核保、理赔我一点都不懂,又没有医学背景,怎么能胜任?

陈总说:

美文,我相信你的潜力!不需要你懂。核保岗、理赔岗的人,我都给你找好了,你只要管好他们——不要像以前的熊经理那样,经常自己到柜台上操作业务。一个部门经理的工资,我可以请三个普通员工。部门经理,不是在一线操作业务的。

我好像明白了,又问:那我要注意什么?

陈总说了两个字:

沟通。上下左右沟通。

说完,陈总说,我开车送你回家。

撕碎的辞职报告

第二天,我就向部门经理提交了辞职报告。

徐经理——原来的咨诉室徐主任,新任的客服部经理——一直做我的工作:我们合作得挺好的,我待几个月就会去机构做老总,我走之后,这个位置就是你的。

之前的部门经理、人事行政部的徐经理知道了,也找我谈了很久:新公司风险大,留在平安,过几个月你就是部门经理了。

他们还同时问我:是不是因为提拔了徐主管、没提拔你,你赌气去太平?

我一直说:真的不是。你们都对我很好,我从你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,真的非常感谢你们。

和两位徐经理谈完,我拿着辞职报告去找焦总。

焦总是个有点匪气的人。他站起来就破口大骂:胡美文,你这个傻瓜!陈某某就是个傻B,这样的人还能做得起来?我位置都给你留好了——徐经理马上去赣州任总经理,他走了,你就是客服部经理!

我说:我已经答应陈总了,不能言而无信。

焦总气得把我的辞职报告撕得粉碎,扔在我身上,指着门口叫我走。

花了两三天交接工作。七月十四日,我到太平洋购物广场的太平人寿报到。

职场很简陋,但氛围很好。大部分都是老同事,个个精神抖擞,一副很有干劲的样子。人事行政部黄经理把部门里核保、理赔的同事都介绍给我认识。保全岗,是平安的单证岗刘同事——我本来还以为,他会是我的领导:他在平安工作了很多年,人很好,我们也很熟。

陈总每天下午下班后,都召集部门经理开会,过一遍筹建的进展。

第十四章

长条桌拼出来的柜台

我们不是来享福的,是来一起打硬仗的

筹建的日子,每天既紧张又充实。

核保岗、理赔(含调查)岗、保全岗的主任比我先到岗——熊主任、黄主任、刘主任。除了刘主任之前没有这个岗位的经验,其他人都干过多年,很专业。刘主任虽然没有经验,但为人非常好,谦虚肯学;我有保全室主任的经历,正好补上他这一块。

陈总在平安分管过后援,运营服务部的架构和人员配置,他想得很周全。我入职后,又从其他部门调来一位在平安做过业务主任、销售业绩非常突出的姐姐做客服,主要负责电话回访,姓丁,也是主任级。这样,就基本满足了监管机关对运营服务部的人力配置要求。

接下来,就是按总公司的筹建进度,一步步往前推。

去总公司学习

报到后没几天,分公司安排我去总公司学习。

总公司在上海浦东,离陆家嘴不远。公司给来学习的筹备骨干在世纪公园附近的小区租了套房子。我是江西筹备骨干里到岗最晚的,我到的时候,大部分人已经回南昌了,好像只和分管银保的钱总交叉了一两天。

江西急着开业,我学了一两周多就回了南昌。运营的业务板块太多,相当于平安的契约、理赔、保费、客服四个部门,信息量太大,所以在总公司的学习基本是囫囵吞枣,回分公司再慢慢消化。也是在这段学习里,我理清了运营服务部对应的上级指导体系。

分公司运营服务部对应的总公司指导部门有两个:一个叫运营部,管新契约、核保、理赔、调查、体检、业务档案;另一个叫客户服务部,管电话回访、保全、咨询投诉。

总公司运营部的王总是从平安过来的,做过核保、理赔,听说是全国最年轻的A类干部。一看就是很干练的人,说话干脆利落,非常专业。他当时特别忙,要对接搞信息系统的、搞灾备的,学习期间我和他交流很少。客服部的江总,是之前平安总公司客服部的咨诉室主任,我们比较熟,交流得多一些。正式开业以后,两位领导对我的工作都很关心、很支持。

之后,我把各科室主任、关键岗位的同事挨个请教了一遍。他们都很热情,也很专业,后来很多人成了好朋友。

七千九百万美金与农民公寓

江西分公司是太平人寿的第三批机构。当时安徽、苏州、天津、黑龙江、湖北、福建等七家机构同时筹建。开业之前,总公司专门办了第三批机构筹备骨干培训班。

董事长宋总,兼任中国保险集团——中国太平保险集团的前称——的总经理;总经理是何总;分管个险的是郑总;银保、团险的分管总,基本都是从平安过来的;后援总,是股东富通国际——欧洲最大的金融保险集团之一——派驻的。

总公司整个班子和各部门长都来给我们授课,让我们对太平人寿的历史、发展前景、股东实力和业务模式有了全面的了解,也坚定了筹建的信心。

那段时间也听到很多小道消息。

听说总公司筹建时兵分三路:一批人在北京搞牌照,主要来自国家部委;一批在上海搞运营,主要来自平安;一批在香港搞融资,主要是中国保险集团的人。牌照一下来,公司就向富通国际融资七千九百万美金,股权占比好像是百分之二十四点九——监管允许的外资最高比例。公司这才有了正常的运营资金。

还听说,最早在上海筹建的那批人,办公场地租的是农民公寓,好像叫海富花园。大家从家里带电脑来,连办公桌都没有,坐在地上办公。前期的工资,是何总从家里用袋子装来发的。很多从平安过来的人收入大幅下滑,干劲却十足。这些事,有的是总公司的中层干部在培训班上流着泪讲的。

这些细节,我一直记得。它让我知道:一个看起来有央企背景、国际股东、全国布局的新公司,真正开始的时候,也可能是在很简陋、很不确定、甚至有点狼狈的条件下,硬打出来的。这些故事在筹建团队里流传很广,大家心里都清楚——我们不是来享福的,是来一起打硬仗的。

七平米的三角形办公室

分公司筹建时期,条件也很简陋,职场非常紧张。公司安排我和企划部彭经理,还有他手下的刘主任,挤在一个三角形的房间里,估计不到七平米。

彭经理是从太平人寿河南分公司调回来的——他家在南昌,当年也是从平安南昌分公司去的总公司,又去筹建了河南分公司。他经验丰富,思路清晰,能力很强,人也非常好。他是筹建的总协调,负责推进各部门的进度。挤在一间房里,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

两三年后,他跳槽去太平洋人寿负责南昌本部,邀请我去搭班子,条件开得非常好,由于种种原因,我婉拒了。后来他去生命人寿江西分公司任副总经理,再次邀请我,我们还是没有缘分。再后来他去苏州分公司任总经理,联系就少了。现在他好像在生命人寿贵州分公司任总经理,我们通过一次电话。

筹建期间,运营服务部各科室主任能力都很强,只有保全岗和客服岗没有经验,我的主要精力放在协助他们,同时推进部门的筹建进度,还要花大量时间,学新契约、核保、理赔这些我从没碰过的东西。

记得那阵子,我每天带很厚的资料回家,学到晚上十一二点,早上四五点又爬起来接着学。为这事,家里两室一厅的房子腾出一间做了书房,还买了一套一米八的大班台。累了就躺到床上看,有时做梦都在学,凌晨两三点惊醒,冒出一个点子,立即起床记下来。

验收

一个多月后,就要迎接保监局——后来和银监局合并,现在叫金融监管局——的验收。我们运营又是验收重点里的重点,大家非常紧张,前几天反复演练,特别是出单:单要是出不来,验收肯定通不过。

验收的前一天,我们连柜台都没有。就用几条业务员培训用的长条桌,铺上几块好像是绿色的布,把电脑和打印机往上一放,拼出了一个临时柜台。

第二天,保监局验收组来了。我们尽管胸有成竹,还是挺紧张。验收组先把我们一个一个叫去问话,又现场检验出单。还好一切顺利,测试保单一次性打了出来。

当天傍晚,保监局公布了验收结果——通过。

整个公司都沸腾了。大家互相拥抱,欢呼雀跃,记得还照了一张核心员工的合影。当晚,陈总请我们中层干部出去吃了一顿,总公司企划部的游旺总也在。

但验收通过不是结束。真正的挑战,从这里才开始。

第十五章

管理的学徒

很多能力不是别人教出来的,是一边听、一边记、一边用,慢慢长出来的

江西分公司,是太平人寿第三批机构里第一家通过验收的。

那一天大家当然兴奋。筹建阶段的压力、演练、出单测试,在结果公布的一刻,好像终于落了地。可我心里清楚:验收通过只是拿到了入场券。真正的挑战,是开业以后——业务怎么做起来,队伍怎么稳住,后台怎么撑得住,客户服务怎么不出大乱子。

太平人寿江西分公司运营服务部,是我真正做管理的起点。从管理学的书、身边的同事和领导那里蹒跚学步,一点点长出自己的章法——这里面有我的用心,也有各级领导和同事的教导和支持。

正式开业后,分公司的个险业务做得很不错。个险分管总姓尚,好像是云南人,总公司派下来的,专业化程度很高,对员工要求也严。个险下面的个人业务部、教育培训部和南昌本部,被他管得井井有条,员工的精神面貌特别好,加班加点是常态。

相比之下,银保就差一些。银保业务发展部有两个正经理,互相不服,分管总又来自证券公司,对寿险的银保业务不太熟。他对下属特别随和,人也特别好,但管的力度不够。

分公司最重要的两条业务线,反差就是这么大。时间一长,两条线长出了两种文化:个险讲专业、讲标准、讲训练;银保就随性一些、粗放一些。后来我分管省公司银保时,极力推动专业化经营,向个险学习,在全国第一次提出「以个险的方式经营银保」——这个思路做出了一些成绩,也撞上了非常大的阻力。那是后话。

团险业务特殊,当时有自己的团险运营,陈总亲自分管。我负责的运营服务部,主要服务个险和银保这两条线。

核保和理赔是硬功夫

开业后的前两年,我把百分之九十九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在了工作上。

一头是补业务知识,特别是核保和理赔——运营服务部的负责人,必须懂。那时候核保、理赔的手册都非常厚,我带回家,看了几遍。

太平人寿当时在行业里率先实施集中核保,也就是总公司核保。分公司的活轻了很多,主要是初审和问题件处理。刚开始人手有限,我们所有人都要在熊主管指导下兼任初审。有问题,熊主管就和我交流,我就在这个过程里,慢慢摸熟了新契约和核保。

理赔在分公司承担得更多,除了最终结论在总公司,其他工作基本都在分公司。刚开始,我连什么是报案、立案、调查、照会都不懂,就常请教理赔的黄主任,他也很耐心地教我。我给自己定了个要求:理赔流程的每个环节,自己都要亲手操作几遍。只有亲手做过,才会真正有感觉。碰到疑难案件,主管们也会和我一起讨论。业务,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熟起来的。

今天回头看,这一段对我后来的帮助非常大。后来我在抚州、赣州当总经理,处理过很多疑难问题;特别是在抚州,我亲自过问甚至处理了很多影响面很大的理赔案子,毫不夸张地讲,有些是教科书级的。那些底气,不是后来突然有的,是在运营服务部,一点一点打下来的。

把周例会当成管理课堂

我是省公司的中层管理干部,除了要精通业务,更要长管理能力。

为了带好团队,那几年我买了大量的书和光碟在家学。余世维老师的现代西方式管理课程,绝大部分我都系统学过,学完就立即拿到部门里用,效果不错;成安之的成功学和潜意识训练,曾仕强老师的中国式管理,我也反复学、反复试。

同时,我非常珍惜每周一下午的分公司中层以上干部周经营例会。

会上,我认真听别的部门负责人怎么汇报、怎么管自己的部门;听分公司领导怎么点评、提什么要求;也听分公司下一步的经营策略。我都认真记,会一结束,马上回运营服务部传达。

当时有位在平安做过室主任、来太平任部门负责人的王同事跟我说:分公司的周例会时间太长了,领导讲话就像丑婆娘的裹脚布,又丑又长。我当场表达了不同的看法。我认为,对我们这种新上任的部门负责人来说,周例会是最好的学习平台。

后来证明,这些会上的观察,加上系统的理论学习和部门里的实践,帮我慢慢搭起了一套自己的管理框架。很多能力,不是别人专门教出来的,是自己在场景里一边听、一边记、一边用,慢慢长出来的。

全国第一,和「维持第一太难了」

运营服务部除了按业务板块设核保、理赔、保全、客服的负责人,我还创新性地设了几个岗:KPI指标负责人、部门活动负责人、早会学习负责人。

KPI指标的负责人,记得是熊主管。他专业、认真、负责。第一年,我们全国第八。我给他定的任务是:每年前进一到两位,不能太快——否则后面压力很大。没想到第三年,他很焦虑地来找我:「领导,麻烦了,指标估计很难控制住,今年会进全国前三,大概率是第一。」

年终,果然第一。

现在听起来有点凡尔赛,但我们当时真是这么想的——第一,要维持住太难了。好在我们任内,运营指标一直维持住了。陈总很满意,总公司领导也很满意。

除了指标,我们部门的氛围特别好。

部门没有经费,我就找机会、找理由,让陈总请我们部门吃饭。陈总也很配合——也可能是因为我们年年在总公司获奖,给分公司争了光。另一头,我尽量去争取总公司、分公司的各种奖励,攒成部门的奖金池。大概一个季度,我们搞一次活动。

第一次去的明月山,大家玩得很尽兴。活动结束后,我指定同事做了一份展示PPT。那份PPT至今还留在我的电脑里,偶尔打开看看,后来讲团队文化课,也经常用到。

还有一个经典节目:半年度、年度会议结束后去K歌,一年两次,雷打不动。除了放声高歌,最有代表性的是部门内部开玩笑式的「脱」文化——男同事常被大家闹到只剩短裤。大家还给我一点面子,长裤一般保留,上身肯定也免不了光膀子。

这件事现在写出来有点好笑,但它确实是那个团队的真实状态:放得开,有活力,没有什么隔阂。很多业务部门都特别羡慕我们,说我们更像业务部门。个人业务部的胡经理,还特意带了一个主任来参加我们的活动。他后来还和我搭过班子——他分管个险,我分管银保。

迪欧咖啡的夜谈

在日常管理上,我特别注意细节。

我一直认为,运营服务部虽然是后台部门,但其实有两类客户:一类是外部客户,就是买我们保险的客户;一类是内部客户,就是各业务部门,特别是个险和银保的业务员。

客户服务中心女同事多。我发现女同事坐在一起,没事容易闲聊,东家长西家短,既影响工作,也可能影响团结。后来招人时,我就注意招几个男同事,尽量一男一女隔开坐。男同事相对大度一点、马虎一点,部门里的是非就少了很多。

我也一直实践余世维老师讲的「随时随地教育」:看到什么问题,立即指出来。很多人是无意识的,你不指出来,他可能根本不知道;你指出来,其实是在帮他成长。

初期部门人少,基本每个月,我都会给每个人安排一个晚上,单独请他吃饭,地点大多在当时的迪欧咖啡。聊工作,聊生活,聊家庭,更重要的是聊部门存在的问题和改进的办法。我还有个要求:对方必须指出我个人的三个不足,不提,不结束。

一般下了班就去,最早也要聊到晚上十点、十一点,聊得尽兴,到十二点、一点。人多以后,改成一个季度一次,再后来半年一次。这个动作,对增进彼此的了解非常有用。很多同事之间的误会,本质上,都是因为缺乏沟通。

考核不是打分,是管理信任

对部门的事务,我特别看重公平、公开,尤其是年中、年终考核。

刚开始我是这样做的:开考评会,被考核人上台述职,每位同事站起来,按公司的考评模板打分,并说明每项分数的理由;最后让新来的、不参与考评的同事统计,得出排名。

这样做了几次,我发现我打的分和大家的平均分差不多。后面我就直接评分,大家也没意见——因为评完分,我会找每位同事一对一面谈,肯定成绩,指出不足,讲清楚评分的理由。绝大多数人都能理解。

但有一次,熊主管来找我,说给他的评分不公平:为什么这次把黄主管评为第一?他哪一点比黄主管做得差?

论敬业精神、工作态度和工作质量,熊主管确实略胜一筹,排第一名至实归。但熊主管刚刚晋升高级主任——那个名额,是我放弃了自己的晋升让给他的,他晋升后,级别和我一样——这次考评就算给他第一,公司也不会再给他加薪晋级。所以我把第一给了黄主管。黄主管本身也很优秀。

我把理由向他解释了,他还是不理解。最后我告诉他:「等你到我这个位置,你就会理解。现在不理解,也得理解。而且绝对不能因为不理解闹情绪、影响工作——那就让我太失望了。」

他虽然不高兴,还是表态让我放心,绝不影响工作。

这件事让我更深地理解:管理不是简单的「谁强谁第一」。公平不是机械的平均,而是在公司规则、个人贡献、成长机会和团队稳定之间做平衡。关键是,理由要讲清楚,底线要守得住。

一本新员工培训手册

在运营服务部和保费部期间,我亲手编了不少工具,比如《运营服务部新员工培训手册》。

手册里,从给新人安排指导老师,看什么外部书籍、什么内部资料,这些资料存在哪个硬盘哪个路径下面,到第一天、第二天、第三天,第一周、第二周、第三周,再到半年后,每天的学习内容和操作要求,写得非常详细。理论只能回家学,上班学实操;每周一考试,八十分以上才过关——这样,周末就得在家复习。

只要照这本手册执行,新人成长都很快。当然,更重要的是部门有很好的学习文化,主管们能力也强。到后面,我的工作反而轻松了,还经常得到领导表扬。

那几年,我每年都被评为分公司优秀经理人、总公司优秀员工,还评过集团优秀员工,个人考评绝大部分是「卓越」;部门也年年被评为分公司、总公司的优秀团队。

第十六章

把人带出来

每个部门经理,首先应该是一个优秀的人事经理

在我的认知里,每个部门经理,首先应该是一个优秀的人事经理。所以对选人、培养人,我看得非常重。

这一章,写几个人的故事。

陈同事:有些人,要多给一次机会

刚开业不久,客服岗的丁主任要调去团险部。陈总安排了一位姓陈的新同事来接替她的电话回访工作,说是保监局领导介绍来的。

丁主任带了她两天,她就上岗了。没想到很快招来一堆业务员投诉:一会儿说她普通话不标准,一会儿说她不专业、应变能力差,弄得客户不满意,我们也很被动。

我找她谈话,要求她加强专业学习。我跟她说:岗位不同,我的普通话不标准没关系;但你做电话回访,普通话必须尽快提上来。我还安排部门同事利用休息时间随时拨打她的电话,考她的专业知识和应变能力。

她当时的工资很低,一千三四百块,却花了七八千,请江西电视台的主持人教她普通话。对她这份决心,我由衷敬佩,也有些不忍心。那段时间她承受了巨大的压力,后来,确实慢慢变好了。

可没过多久,个险分管总尚总找到我,说她到处乱讲,说陈总要走了、尚总要接陈总的位置,弄得尚总很生气,要我处理她。

我向陈总汇报。陈总说,这很严重,按尚总的意思处理。我问陈总:她不是监管部门领导介绍来的吗?开除她,会不会影响您?陈总说不会,还说:我们给过她机会,是她自己不懂得珍惜。

这下,我被逼到墙角了。

我只好厚着脸皮向陈总求情:把她这段时间的表现、决心和承受的压力反反复复地讲,也说我确实被她在工作上的努力感动。她天分不算好,又惹了这些是非,但我还是希望领导再给她一次机会。

陈总说通了,我又去找尚总说情。尚总当时对我还比较认可,总算把她保了下来。后来她在运营服务部一直兢兢业业,直到我离开运营服务部去了抚州,她才跳槽去阳光人寿。

金同事:金话筒

随着业务量增大,回访和咨诉的工作量快速上升,急需招一个专业的咨询投诉岗,兼电话回访。我想到了平安的一位老同事。

当年我在平安负责卓越工程的柜面改造,她在营业区柜面做初审——后来叫一柜通。我们常打交道,我对她印象不错。我找到她,她欣然答应。

我向陈总汇报。可陈总是金融学博士,特别看重学历。金同事的学历达不到公司要求,在平安又是临时工,还得向总公司申请特批,所以陈总一开始没同意,让我去外面招符合条件的人。

我没有死心,也没有另找渠道,就是想办法说服陈总。具体怎么说服的,现在记不清了,反正花了很多心思、费了很多功夫,金同事最终如愿加入。

后来她表现非常优秀,成了我最得力的助手之一。

她刚入职时,陈总对她并不认可。不知是学历的原因,还是别的什么,我总觉得领导对她有偏见。我就常利用中午中层干部和领导一起吃饭的机会,有意无意讲金同事在工作上的表现。陈总总是不以为然,偶尔还驳我几句。

有一次,银保部徐经理向陈总反映,说我们的电话回访把一个客户搞退保了。陈总把我叫过去骂了一通,还要求严肃处理回访人员。我没有争辩,回到部门,让金同事把录音调出来。

第二天,我把录音放给陈总听。事实是:金同事不但没有让客户退保,反而让客户加了保。陈总这才明白,业务部门的话不能全信,也知道错怪了我们。加上后来我在周例会和各种场合,找机会让金同事的能力和态度被看见,陈总慢慢认可了她。

后来我担任分公司银保分管总,提出让金同事担任银保业务发展部经理。陈总说:「金同事是公司的特殊人才,她离开运营服务部,公司会倒闭。」可见他后来对她的评价有多高。

有位和金同事关系很好的中层干部,很早就对她说过:「你遇到一个很好的领导。只要你有一点亮点,他就会让领导知道。」金同事很感动。后来我们处得像家人,她一家人我都很熟。

总公司有一年开年中会,让我在会上作分享。我得知青岛分公司的电话回访做得好,录音要在会上放,就找到总公司相关领导,问能不能也听一下我们金同事的录音。总公司同意后,我把录音发了过去。听完,总公司一致认为金同事的回访质量更高。那一年,金同事拿到了总公司唯一的「金话筒奖」。

我告诉陈总时,他还不信,问这个奖是不是全国评了几十个。后来得知全国只有一个,他也由衷觉得:金同事,确实优秀。

金同事也有过低谷。有一段时间她工作总出错。我是完美主义者,那阵子经常骂她。有一次在我办公室,我骂得很难听,伤了她的自尊心。她当场气哭了,说不干了。我也在气头上,叫她滚。

她出去就收拾东西,准备回家。刘主任马上来我办公室,让我出去挽留。我说不用,她不会走。熊主任、黄主任几个同事陆续来劝,说她这次铁了心。我平静下来,叫他们别担心:她不会走。

下班后,刘主任又来我办公室,聊起金同事近来的烦心事——原来她正在和老公闹离婚。我们聊到晚上七点多。刘主任说我太自信了,这次她一定会走。我还和他打了赌。

晚上八点多,我回到家,吃完饭洗完澡,给金同事打电话:「你真的要走啊?」

电话那头立即传来哭声:「领导,我不会走的。我保证,明天第一个到公司。」

我向她道了歉:不知道你家里最近发生了这么多事,说明我不称职,对同事的关心不到位,还小题大作。她说,不是领导的问题——家里再大的事也不能影响工作,是她自己的问题。

第二天,她果然第一个到公司,状态也非常好。后来,家里的事也处理好了。

这件事我一直记着:严格要求没有错。但管理者不能只看结果和错误,也要知道,员工的背后正在经历什么。

章同事:三个晚上的等待

有一次公司组织去人才市场招聘。别的部门一般派室主任去,我除了派室主任,自己也去。在人才市场,除了守着展位,我还到处走动,主动找人交流。

团险部一个室主任跟我说,刚走过去一个女生,应该适合你们部门。我就主动上前,向她介绍公司的背景、实力、前景,还有我们部门的优势和文化,吸引她填了表。她姓章,江西师大中文系毕业,家在南昌。

我请她到公司参观、面试。她对公司和岗位满意后,我再正式面谈。面试时我很严肃,问得很细,还会把工作的辛苦放大讲,把要求讲得更严,清清楚楚告诉对方工作目标和标准。

这位章同事面试通过后,突然失踪了,她妈妈还打电话来问她去了哪里。后来我联系上她,好像是和同学出去玩了。几天后她回来了,我还是有些不放心,觉得对她了解不够,就提出去她家看一下,她也同意了。

我见到了她的父母,都是普通工人,很朴实;家里干干净净,东西收拾得整整齐齐。我心里有了底:这样家庭出来的孩子,不会差到哪里去。家访之后,我让人事通知她体检。

体检结果出来,有一项不算重要的指标不过关——这一项,现在国家都不允许检查了——她被公司刷掉了。

我把她叫过来,问她:是不是特别想来公司上班?她说想。我就让她晚上七点后在公司楼下等陈总——陈总每天吃完晚饭都会来公司加班——当面表达自己强烈的求职愿望。第一天,陈总没同意,让她回去。第二天,我让她同一时间再等,陈总还是没同意。

第三天,陈总把我叫到办公室,问是不是我让她去找他的。我说不是,顺便说:她挺适合我们部门,正规本科,人灵活,求职意愿强,还知道主动找领导;我去她家家访过,家庭环境不错,人品不会有问题;那项指标又不是关键指标——希望领导给她一个机会。

陈总没说同意,也没说不同意。当晚我让她继续在楼下等。后来她很高兴地告诉我:陈总同意了。

她就这样成了我们的同事,做保全岗,兼部门活动的策划组织。她性格活泼,把部门氛围搞得非常好,大家真是快乐工作、快乐生活。

她刚来时,工作不温不火,给人一种不求上进的感觉。我找她谈话,给她两个选择:一种是按部就班,不需要太努力,能力和职级长得慢一些,有份稳定工作,兼顾小家庭;另一种是下超出常人的功夫,能力和职级长得快一些——当时保险业在快速增长,公司内外机会都多——做一个优秀的白领,实现自己的价值。

第二天她告诉我,选后者。我鼓励她好好干。但从行动上,我确实没看出她有多上进,还是不温不火。

有个周末,我来公司加班,中途去同在一个大厅的交通银行办业务。银行的经办人员跟我说:你们公司有个女孩,怎么每个周末都来加班?他一描述样子,我知道是章同事。我说不可能吧,她那么佛系,还会加班?对方说,真的,经常看到她周末一个人在公司。

第二天我向她核实。她说,事情没做完,或者要学习,她就会来公司。我问她为什么不告诉我。她说:这有什么好说的?事情没做完,本来就该加班做完;学习在公司效率高一些——何况你也要求过,不能占用工作时间学习,要把业余时间用在学习上。

从那以后我才注意到,她每天来得也挺早。一般我是第一个到公司的,她基本是第二个。有时她到了,还会整理一下我的办公室,给我倒上一杯水。

后来,陈总想从我部门调一个人去人事行政部做人力资源,兼他的秘书。章同事中文系毕业,文笔好,性格活泼,张弛有度,也敬业,我就推荐了她。没多久,她又通过内部招聘去了集团稽核中心;再后来,去了香港,在中国太平集团的品牌部。我筹建国网英大人寿江西分公司时,她还来看过我。听说她现在在集团工作得挺好。

另一位章同事:从失约到独当一面

还有一位也姓章的大学生,是公司校招进来的。

面试后我觉得不错。她说第二天给我答复,结果杳无音讯。第三天我问她怎么回事,她说那天过生日。

我反问她:过生日重要,还是工作重要?还没出社会就言而无信,这么小的承诺都做不到,以后谁敢把重要的事托付给你?她好像听进去了,说过来再当面聊。聊完又说给我回复,又没按时回。又被我说了一顿。

后来她很不好意思,说第二天直接来报到。我对她提了严格的要求:做不到,就不要来。第二天,她还是来了。

前一位章同事调去人事行政部后,工作移交给了她,包括部门活动的策划组织。她干得很出色。她学的是英语专业,一两年后有机会去澳洲工作,我鼓励她去——既发挥专业优势,又看看外面的世界。

她在国外工作时,每次回国都来公司看望大家,我们借机聚餐、搞活动。她对部门文化非常认可,常和我们讲,她把运营服务部的文化传播到了国外。

在国外干了一两年,我感觉她还是想回来,就问她愿不愿意回。她说想。我去找陈总,陈总开始不太同意,被我缠了几次,加上她之前表现不错,领导同意了,收入也谈好了。

她回来后第一个月发工资,发现拿的还是几年前刚毕业时的工资——可能是陈总忘了交代人事。搞得我很不好意思,也很内疚,尽管她一直说没关系。

不久,公司决定调我去抚州当总经理。我问她愿不愿意一起去,建议她和家人商量。第二天她就答复:愿意去抚州。这样,我才把她的职级和工资提了上来。

在抚州,她任运营服务部负责人,抚州的运营在她手里做得很出色。刚到抚州时,本部只剩三个业务员,从同业引进人才是当务之急。我给她派了个任务:去搞到当时抚州保险行业做得最好的太平洋人寿的业务员名单。

她很意外。一来她是运营服务部负责人,二来她和我一样对抚州两眼一抹黑,连太平洋人寿在哪里都不知道,怎么可能完成?我不管,对她说:「我只能找你。你去想办法,我只要结果。弄不到,就滚蛋。」

第二天,她真把一份太平洋人寿业务员名单拿来了。这份名单为我后来引进太平洋的优秀人员开了口子,也为抚州中支的崛起立了大功。

后来从太平洋引进了运营服务部经理,我让她转到个险系列,任培训部经理。我离开抚州后,她调到南昌本部,从组训做到区经理,连续几年全省机构业绩名列前茅。听说后来,她在九江中支担任了总经理。

王同事:八百元罚款

随着业务增长,运营服务部人越来越多。我们又是分公司涉及业务板块最多的部门,领导难免安排一些「关系户」进来。

有一次,银保分管总张总安排了一个姓王的小伙子过来。对这样的关系户,入职前我会特别认真地面谈,约法三章,把运营服务部的要求清清楚楚讲在前面。

可他第一天就迟到了,被我狠狠批评一顿。没过几天,又迟到。我严厉警告他:再迟到,就给我滚蛋。

第二天,张总在电梯里遇到我,笑着说:美文啊,听说你要叫王同事滚蛋啊!我很尴尬,马上解释说只是警告,不会真让他走,不看僧面也得看佛面。

张总立即回应:「如果他下次再迟到,就让他走。为什么我把他放在你部门,不放在我自己分管的部门?我就知道你会管人、培养人,对员工要求严格,这样他才会成长。你不用担心,严格要求是为他好,我完全支持。」

太平人寿的早会,是按部门轮流主持的,全员在大厅参加,每个部门主持一周,每天派一个人。有一天早会前十多分钟,我来到大厅——也就是我管的客服中心前台,看到前台柜员孙同事正在紧张地操作电脑。我过去问她忙什么,她说:领导不要打扰我,王同事没来,我要替他主持早会。

我立即走开。等公司员工到齐,她从容开场,所有人都没发觉,原定的主持人根本没来。

早会后,我立即召开部门例会,很「武断」地宣布:这是重大事件。如果不是孙同事及时补位,几百号人在大厅里干等,领导必定大发雷霆,甚至会直接开除王同事。我决定:对王同事罚款八百元,奖励给孙同事;他的主管熊主管,连带罚三百;我自己,连带罚五百。罚款全部作为部门活动经费。

我问熊主管服不服。熊主管说,服。

上班后一个多小时,王同事跑到我办公室,被我骂得很厉害。我宣布罚他八百,问他服不服,他也说服。

为了弄清他老迟到的原因,中午我在公司附近请他吃饭。这才知道,他天天晚上赌球。欧洲的足球联赛一般凌晨一两点开始,看完就三四点了,早上自然起不来。而且,他赌球已经输了二三十万。

那天中午,我推心置腹地劝他:不要再赌了,及时止损。他听进去了,以后再也没有迟到过。

后来我去抚州工作,还听同事讲:只要我有需要,召唤一声,他立马就到。听到这句话,我心里暖暖的。再后来听说他去读了博士,成了非常优秀的科研人员。我很欣慰,也为他骄傲。

杜同事:人要放到适合的位置上

还有一位姓杜的同事,在我部门共事的时间不长,却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。

他是江西师大统计专业毕业的,性格开朗。面试时我问他以后的规划,将来会不会考公务员,他明确表示不会。我也觉得好,还跟他说,考公务员没什么意思,前景不如在保险公司。

他刚来时安排在客服中心坐柜台,表现一般,但人很灵光,和同事处得不错。

没多久,有个周六公司冲刺业绩,柜面要加班。他向我请假,理由是舅妈摔了跤。我一听就觉得不成立,没批,还要求那个周六,部门全体都来加班。结果他那天也来了。中午我请部门的人吃饭、看电影,他跟我说了实话:那天,他本来是要去考公务员的。

我说,我知道。也是为了你,我才让全部门的人都来加班。公务员有什么好的?我认为你在公司的前途,肯定比公务员好。

现在回想起来,我也觉得当时的自己太武断了,不知道有没有耽误他。但以当时的认知,确实是发自心底为他好。

后来我发现他特别好动,根本坐不住,还影响别的同事。刚好陈总缺个秘书。杜同事学统计,陈总也是学统计的,我就找机会向陈总推荐,陈总爽快地答应了。

我高兴地去找杜同事聊,没想到他不乐意。他的分析也有道理:做陈总的秘书,前景好、机会大,还能在领导身边学东西;但他是粗放型性格,大大咧咧,文字功底也不好,怕胜任不了。他还说,家里条件不好,自己性格外向,更想去业务部门。

于是我推荐他去了个险。没多久,他又被银保「挖」走了,个险的部门领导还挺生气。他在银保做客户经理,业务做得很好,收入也高。

后来我当抚州中支总经理时,邀请他去任银保部经理。他那时急需赚钱,对行政岗位没兴趣,没有来。几年后他离开太平自己创业,又进了省属国企,把一个准备解散的企业做到了行业头部——这也证明,他确实是一个情商、智商都很高的人。我们一直保持很紧密的联系,我看着他一路成长,现在也是很好的朋友。

人多,不一定是好事

随着业务量增长,运营服务部的人越来越多。记得有一年,总公司给了二十三个人力编制,我们在职二十二人。

大家业务能力强,效率也高,我觉得人有点多了,就向陈总提出来:能不能调几个人去其他部门?

陈总很惊讶:你这个傻瓜,别的部门长天天向我要人,给你人,你还不要?

我向领导解释:以我们部门人员的专业水平、工作效率和敬业精神,十八个人就够了。人多了有两个问题:第一,每个人的工作量不饱和,成长会变慢;第二,容易无事生非,反而不好管理,也是公司资源的浪费。

陈总觉得有道理,就让其他部门来挑人。人力资源部挑了万同事,他还不愿意去。我做他的工作:这说明领导欣赏你;人力资源部是公司很好的部门,工作相对规律,也轻松些。做了几天工作,包括请陈总出面,他还是想留下。最后我反复劝,并承诺不适应可以回来,他才勉强同意。

后来我晋升分公司班子时,他向我透露:中层干部投票的时候,有一个机构总投了反对票,还有一个投了弃权票。而这两个人,恰恰是唯一打电话向我道贺的两个人。

第十七章

向上的功课

让您感觉不到运营服务部的存在

在太平人寿最初的职级晋升上,我经历过几次波折。

太平人寿当时的员工职级体系分四类:普通员工是D类,从初级文员到高级文员;室主任是C类,从副主任到高级主任;分公司部门负责人和总公司科室主任是B类,从副经理到高级经理;分公司班子成员和总公司部门经理是A类,从总监到总经理。

当年因为信任陈总,我从平安果断辞职,待遇、职级什么都没谈。办入职手续时,人事行政部黄经理跟我说:公司的经理职级名额有限,你之前没做过部门负责人,任室主任的时间也短,先给你定高级主任,职务是运营服务部负责人,先试用半年,做得好就晋升经理级,工资再提上来。我表示理解。

到了年底,部门各项工作做得不错,得到业务一线和领导的高度认可,我的个人考评是卓越,还评上了分公司优秀经理人。可晋升名单下来,没有我。

黄经理来解释:这次名额太少,先给了业务线;给我加了一点工资,年中一定把职级提上来。我觉得有道理——在保险公司,业务线确实更重要。

年中考核,我依然是卓越。分公司班子开完考核会、结果还没公布,黄经理又一次主动来找我。这次他没讲理由,只是说很不好意思,很对不起我,他也无能为力。

我去找陈总问原因。陈总说:你部门只有一个晋升名额,你看给谁。

我想都没想:给熊主任吧。

就这样,熊主任的职级和我平级了。

那年年终,考核结果出来,我还是卓越,个人被总公司评为优秀员工,部门被总公司评为优秀团队。可晋升,依然没有我。

我又找陈总。陈总说,班子会上他第一个把我提出来讨论,可有位领导觉得我还年轻,以后有的是机会。他总不能为了我,和那位领导吵起来。

这次我有点生气了。一个平时表现平庸、天天挨领导骂的部门经理,居然晋升了。我问陈总,这是为什么?论能力、论工作态度、论为人处事,就是拿到分公司全体员工投票,我也有绝对的实力远超过他。陈总还在解释一些我认为根本不成立的理由。我很生气,拍了一下他的桌子,狠狠地甩门出去了。

不久,黄经理来到我办公室。他先批评我:不应该拍领导的桌子、甩领导的门——这是陈总宽宏大量,换成一般的领导,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然后他跟我解释原委:陈总确实先把我提出来,另一位领导说我太年轻、以后有的是机会;陈总便提出了第二个人选,那位领导先是很惊讶,但又不好再反对。候选人总共就两个。事后,那位领导也很后悔,当时没让我晋升。

反正我觉得,这件事挺不靠谱。当然,它也没有影响我的心态。第二天,我依然一如既往地努力工作。

求骂

每周一的周例会上,各部门长基本都会被领导——特别是陈总——找出问题,然后挨批。而我总是被表扬,极少挨批。有一次我去找陈总,说能不能少表扬我一点,多批评我一下。

陈总说:表扬你还不高兴啊,还想找骂?真不知道你怎么想的。

我跟陈总说:别人也辛苦,经常加班加点,做得好的地方,您可能没看见。您表扬我太多,别人会委屈,甚至嫉妒,也会影响我的人际关系。

陈总说:你确实做得挺好的,我也找不出你什么问题。

我说:我也有很多问题。以后开会,我汇报前,先把您骂我的内容用短信发给您;我汇报完,您就开始骂。

陈总果然配合了我很多次。后来我调到抚州、赣州当总经理,业绩比较出色,他就更少骂我了。

在分公司工作两年后,我给自己做了一次复盘。围绕陈总当年在江西宾馆茶室交给我的两个词——「潜力」和「沟通」——我写了六页PPT,发给陈总。

我问陈总看了没有。陈总说看了。我说:这六页PPT,我能讲六天六夜。感触太多了,也实实在在感觉到,自己这两年是全方位地长了一截。

我还向领导表达了我的工作目标:让您感觉不到运营服务部的存在。

陈总很惊讶,以为是他对我们部门关心不够,还说,每年也请你们部门吃几次饭啊。我解释说,不是这个意思。我的意思是:运营服务部和保费部的所有事情,到我这里就停止,不需要领导操心——您有更重要的事要关注。

后来我确实做到了。除了有一次同时来了两批人、我上楼向陈总要过一个空红包之外,基本没有一件棘手的事,让他烦恼过。

两个客户同时上门

那件事是这样的。

有一天我正在办公室工作,咨诉室的金主管进来说,有个客户沟通了很久,实在沟通不下去,希望我出面。我让她把客户带进来。

客户一进来,就像个泼妇一样,不停地骂公司、骂业务员。我一直耐心听。我的办公室就在柜台旁边,我提醒她声音稍微小一点,没想到她更来劲了,开始对我人身攻击,甚至人格侮辱。

她一边骂,我一边想怎么应对。我意识到:一味软下去讲道理,没有用;耐心讲服务,也没有用。

我突然一拍桌子,站起来指着她说:「你是来解决问题的,还是来撒泼的?是撒泼,你就到外面去闹——这里是正规的国家金融机构,我们会请公安机关来处理;是想解决问题,我们就心平气和坐下来,商量解决办法。」

没想到,她一下就平静了。

没过几分钟,理赔调查室的黄主管把我叫出去,小声说:有个客户,带了几个记者过来。我让他先到另一个房间稳住。黄主任说,快稳不住了,你快点。

我很快给第一个客户提了一个方案,请她回去考虑,并交代金主管一定送她上公交车。金主管很细心,还给她备好了硬币。

我赶到有记者的那个房间。一进门,记者就举着采访机上来,一人摄像,一人准备提问。

我立即跟他们说:我们公司有对外发言人制度,有专门的对外发言人——其实当时并没有——请你们不要为难我,大家工作都不容易,这样会砸了我的饭碗。我们可以先沟通一下,如果确实要采访,我就去请对外发言人过来。

记者听完,放下了设备,坐下来聊了几分钟。

我了解到,这个客户是带病投保——而且是得了癌症之后才投保,应该属于骗保行为。但我们不能当着客户和记者的面这样讲:一旦激怒他们,记者随便怎么写一笔,后果不堪设想。

于是我跟记者说,我上楼找一下对外发言人,让黄主任先陪他们。然后我快步冲进陈总办公室,问他有没有红包。陈总问我要红包干什么。我说:您别问了,抓紧找。陈总从抽屉里翻出两个红包。我在每个红包里放了两百元,下楼把记者单独请到我办公室,让黄主任继续留下安抚客户。

我跟记者讲了我们的理赔理念:理赔,就是找理由给客户赔付。而这个客户的情况,公司已经调查清楚,是带着重病投保。如果我们的客户都这样,保险公司不全得倒闭?说严重一点,这是骗保行为,公司真要追究起来,客户自己也会很麻烦。所以也希望二位理解,共同维护国家正常的金融秩序。

我把红包递给他们。他们也很理解,回去跟客户做了说明,就离开了。晚上,我又把记者约出来吃了个饭,讲了一些保险知识和太平人寿的理赔理念。记者说很有收获,以后要多做正面报道,让老百姓更了解保险、理解正常的理赔工作。

这件事让我更深地意识到:运营服务部的负责人,不能只懂流程,还要懂现场、懂客户、懂媒体、懂尺度。既要保护客户的合理权益,也要守住公司的规则和金融的秩序。

崔主任的苦恼

有一次,总公司理赔室的崔主任来江西指导工作。他是上海人,非常温和,对江西的理赔工作挺满意。

交流理赔业务时,我和他讲过我的理赔理念:理赔就是找理由给客户赔付。只要客户符合合同约定,只要有合理的依据,理赔人员就应该尽最大的努力帮客户把钱赔到位,而不是先想着怎么拒赔。

业务之外,我们还聊到团队管理和向上管理。说到向上管理,他非常苦恼。

他说,自己向领导提的建议,领导根本不当回事,感觉领导不重视他管的那块业务;有时领导答应了的事,过一段时间又不同意了,他觉得领导出尔反尔,说话不算话。

我跟他说:「领导不重视你,出尔反尔,说话不算话——是非常正常的现象。」

他听完很惊讶。

我给他分析:要换位思考。领导的事非常多,你管的事,只是他大盘子里的一小块,很可能还是微不足道的一小块。所以大多数时候,领导不重视你管的业务,是正常的,心态要放好。但对我们自己来讲,这块业务就是全部,我们必须重视。我们的办法,不是奢望领导时时重视,而是抓住领导重视的那些关键的少数时刻,就够了。

领导答应你的事,也要看是在什么时候、什么状态下答应的。他可能很忙,随口应付了一下,你却当了真;也可能他当时很高兴,是真答应了,但你没有及时推动、没有及时让他签字——他事情多,一忙就忘了。何况时间拖久了,内外部的条件都变了,当时可行的事,后来可能就不可行了。

所以,关键要看你在什么时机、领导在什么状态下提需求。领导一旦答应,立即用签报把它落在纸面上。间隔时间短,他也不好反悔——他也要维护自己的形象。

我还跟崔主任讲,我们要发自内心地站在公司、站在领导的立场上考虑,提出合理的需求,为公司、为领导着想。这样,领导有什么理由不同意呢?

不管向总公司还是分公司领导提需求,我一般都会先想得很清楚:至少有八成以上的把握领导会同意,我才去提。否则提一个被驳一个,领导会觉得你这个人不靠谱,驳你会驳成习惯,自己的信心也会被打掉。

崔主任听完说,醍醐灌顶。

回去后他立即照做。后来他经常向我「报喜」,说和领导的关系好了,还时不时给我寄上海特产。对江西的理赔业务,他也非常关心和支持,帮我解决了很多疑难案件——特别是后来我在抚州工作的那段时间。

还有一件和崔主任有关的事。江西中医药大学和我们合作紧密,保险系的领导常请我去给学生讲课。我时间精力有限,就常让理赔调查室的黄主任去。我们讲的都是理论和实战结合的干货,课特别受学生欢迎。

黄主任个子不高,人很聪明、很灵光。有个大学生喜欢上了他,后来成了他的女朋友。姑娘毕业后,家里人希望她在上海工作,还给她买了房。黄主任向我表达了想去上海的想法。

为了成全他们,我去找了崔主任。他没有半点犹豫,满口答应。我很感动,向他道谢,他开玩笑说:你这是给我输送人才,该我谢你。

我离开太平已经十多年了,后来我们很少联系。但这份情谊,我一直记在心里。

尚总的误会

从开业起,个险分管总尚总一直对我很好,常安排我配合个险的工作。绝大多数事情我都配合得很好,很多甚至在他交代之前就做完了。

他很纳闷,问我为什么总能在他安排之前就把事做好。我说:每次部门长例会,您都会讲个险后面要做哪些动作。我认真听、认真记,会一结束就安排部门同事去执行。等您想起来要交代我们时,我们已经做完了。

尚总常在个险系列表扬我们,夸我们部门执行力强。

但有一段时间,我感觉不对劲:尚总突然不安排我工作了,也很少交流。有次在洗手间遇到他,我说,好久没得到领导指导了,想跟领导交流一下。尚总说:你不是做得很好吗?我哪能指导你?

我一听,话里有话。我诚恳地说,我觉得领导对我可能有什么误会,还是想去办公室当面汇报一下。尚总勉强同意了。

到了办公室,我开门见山:我哪些地方做得不好,请领导当面指出来,我好改。

尚总说:「你这小子,从来不加班就算了,还到处去说自己从来不加班。个险加班这么严重,弄得我很不好管理。」

我恍然大悟,原来领导的心结在这里。

其实我从来没说过这种话。我确实听到过个险系列的部门长议论:说我从来不加班,还天天得领导表扬;他们那么辛苦,天天加班,还经常挨骂。可这话,怎么就变成我说的了呢?

我跟尚总解释:我不是不加班,是不喜欢在公司加班。我是油性皮肤,一到下午满脸是油,效率很低。所以我下了班就回家,吃完晚饭,洗个澡,在书房里工作、学习,效率特别高。在我们这种单位,不加班,怎么可能把工作做好?我相信领导心里也明白——只不过,有人喜欢在领导眼皮子底下加班;有人更看重结果,而不是让领导看见。

吕总和王总

由于江西的运营指标一直优秀,总公司运营、客服、保费系列和集团共享服务中心的一些项目会放在江西试点,一些重要会议也放在江西开。总公司领导来得多了,我也有了更多交流的机会。

让我印象最深的总公司领导,是分管后援的吕培建总。

他是马来西亚人,长期在新加坡工作,是外方股东富通国际派驻的。刚来时他的中文不太好,说话像上楼梯喘气似的。但他学习能力非常强,精力特别旺盛;工作时特别认真、严谨,对效率要求很高;玩的时候又很放得开——工作时全情投入,玩的时候尽情玩耍。

我们接触几次后,他对我非常认可,把江西分公司定为集团共享服务中心的电话回访培训基地。有次他来江西要去井冈山,陈总没时间,让我陪同。路上他问我现在是什么级别、收入怎么样。我如实汇报。他立即让司机停车,下车就给总公司分管人力资源的领导打电话:江西分公司运营服务部的负责人这么优秀,怎么还是高级主任职级?这太不公平,请你务必特事特办。

一个月后,我晋升了副经理。

那年总公司的颁奖典礼上,刚好是这位人力资源领导给我颁奖。她特别提到这件事,说怪不得吕总极力要提拔我,她也很高兴,还说了些勉励的话。

吕总还有一次在河南出差,晚上八九点给我打电话,叫我派车去郑州,接他回南昌。我请陈总安排了司机把他接回来。后来才了解,是河南分公司的领导逼他喝酒,而且只让吕总喝、自己不喝。可能是文化差异,当场闹得不愉快,他气得连夜要来江西。听说第二天,那位领导就被停了职。所以说,酒不是什么好东西,喝酒要适可而止。

吕总在太平人寿期间,让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,是他让分公司运营系列的所有人向总公司提建议。收集上来的问题,他每天亲自盯、亲自督促解决。那段时间,公司的管理、流程和业务系统,提升得特别快。当然,总公司相关科室和信息技术部的同事,压力也非常大。

可能还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,吕总后来的很多举措,推起来阻力不小。任期满后,富通没有和他续约。离开太平后,他在大陆待了一段时间。当时百年人寿邀请我过去,我因此认识了他们总公司的一些高层,还把吕总推荐了过去。他们也面谈了,条件没谈拢,没有成。吕总回国后,联系就少了。后来我主动联系过几次,都没有联系上。

总公司运营部的王总,对我也很关心。有次来江西,他主动跟我说,晋升的事不用我操心,他会和陈总提,还让他的助理也向陈总提。每次提完,他们都会向我反馈。前两次没有准信,他的助理——也就是部门副总——还特意打电话给我,说王总过几天会和陈总一起去海南开会,到时候再提。在王总的极力推动下,我很快晋升了经理。

后来我分管江西分公司的银行保险业务,王总还特意把客服部副总叫来,以客户服务的名义,给我拨了一百万的专项费用——那是他对我最大的支持。

第十八章

续收战役

宁愿自己辛苦一点,也要给老同事创造一个机会

分公司开业一年后,运营服务部新增了一个业务板块——续期收费。

我们原有的人,没有一个干过这个。第一反应是去同业找。我们大多数人来自平安,天然想到平安。刘主管和平安一位负责续收的陈主管关系非常好,对方也有想法过来,我们的主要精力就放在他身上。来回沟通了五六次,待遇、职级基本谈定,他却一直犹犹豫豫。我们等不起,我决定放弃他,从自己队伍里选。

我先向陈总汇报。陈总还是建议从外面招个有经验的,更稳妥。我坚持认为:续收又不是什么高科技,只要敬业、肯学,照样能做出成绩。

我找保全室的刘主管谈。他一开始也没信心。我帮他分析他的长处:人缘好,服务意识强,谦虚肯学,责任心强。保全工作他原来也没做过,最后不也得到了业务员的高度认可?核保、理赔我之前一点不懂,我们不也做得不错?

更重要的是,经过一年磨合,运营服务部其他板块已经稳定,各板块负责人都很强,不需要我操太多心,我可以把大部分精力投到续收上。我们齐心协力,不可能做不好。

而且,续收是半个业务条线,机会很大。业务规模起来后,按行业惯例,肯定会单独成立部门。刘主管从业时间比我长很多,需要这样一个机会。这也是我不想从外面找人的最重要原因——宁愿自己辛苦一点,也要给老同事创造一个机会。

刘主管答应了。我又反复做陈总的工作,最后,陈总也同意了。

条线还需要一个续收专员,属于外勤编制,负责提醒客户交续期保费,以及上门收费。南昌本部有个姓王的小女孩,我早就盯上了。我认真观察过她一段时间:亲和力非常强,对人有礼貌,总是笑嘻嘻的,表达能力强,还是兼职讲师,很有激情。南昌本部刘总常说她「人小鬼大」。只是她年龄太小,又是外地人,资源有限,业绩虽然不错,但不稳定。

我找到刘总,希望让她来做续收。刘总很大气,加上我们前后线一直配合得好,私交也不错,他爽快地答应了。

续收条线的架子,就这样搭起来了。

用感动自己的方式感动客户

那个时候,人们的保险意识还没有那么强,有些业务员专业素养也不高,和客户讲得不清楚;有些客户是碍于人情面子买的,过一段时间就后悔了,或者不想续保了。

所以刚开始的续收工作,非常艰难。

但我们三个人都充满激情。对疑难客户,我们一次一次上门。特别是刘主管,他有摩托车,拜访频率特别高。

记得有一个下雪天,凌晨五六点,他就守在江信国际花园的客户家门口,等客户出门。他是在用感动自己的方式,去感动客户。

还有一次,晚上十点多,我们去新建县楼一个客户家,把人家押箱底的一元一元的硬币都收了回来,里面还夹着几枚港币。

王专员每天除了在公司做电话回访,其他时间没日没夜地在外面跑。有个在江西宾馆做生意的客户,她上门拜访了五六次,就是不交。那天风雨交加,我陪她去见这个客户。我们耐心沟通了很久,客户还是不交,还对王专员很不客气。王专员当场委屈得哗哗直哭。

我实在看不下去了。我们上门收费,也是有尊严的,没必要这么委屈自己。我狠狠地说了那个客户一通。没想到客户反而被震住了,像是被说醒了,当场把保费交了。

这样又艰难又感人的事,每天都在刘主管和王专员身上发生。真的很辛苦,但每收上来一笔,又特别有成就感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。那一年,江西分公司的续收指标,勉强达标。

一票否决

真正的挑战在第二年。

公司新增了九江和抚州两家机构,它们的业务绝大部分在县城,甚至乡镇,业务质量差很多,客户又分散,续收成本高、效率低。偏偏那一年,总公司推出了「一票否决」——继续率不达标,一票否决。这对新机构是巨大的压力。

好在南昌本部已经跑过一年,我们深知首期品质的重要。我们和个人业务部商量,在个险业务员早会上增加一个小栏目,叫「运营五分钟」:运营服务部所有人每天轮流上台,向业务员宣导业务品质。

加上王专员的敬业和专业,南昌本部的指标相当不错,在全国名列前茅。我积极向总公司推荐王专员去全国会议上分享,得到总公司领导的高度认可。当年,我趁热打铁,向总公司提出对王专员破格连晋三级。

南昌稳定了,王专员也能独当一面,我们的精力就集中到九江和抚州。特别是刘主管,那一年不是在九江出差,就是在抚州,非常辛苦。

我则站在省公司层面,在运营服务系列持续推动运营、续收人员走进个险早会,借「运营五分钟」反复宣导首期品质。

当时,总公司领导在全国会议上提出一句话——「业务品质如人品」,直指省、市、县级公司的一把手和个险分管总。我抓住这个机会,推动把继续率指标和相关人员、特别是机构一把手和个险分管总的考核挂起钩来。

这个过程阻力极大,也得罪了很多人,甚至包括分公司相关的分管领导。但这件事,为后来江西分公司的继续率指标、乃至分公司在总公司的声誉,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靠持续宣导、关键人员考核和续收队伍建设,江西分公司的继续率第三年进入全国前六,以后基本稳定在这个水平。而当时,太平人寿的继续率,在整个行业是最高的。

做好人,不做烂好人

好像是二〇〇七年前后,分公司续收业务达到了一定规模,总公司要求成立保费部,把续收从运营服务部单列出来。

新部门要有新的负责人。这个部门扛的是「一票否决」的关键指标,关系到分公司每个员工的切身利益——被总公司一票否决,全分公司都没有年终奖,也没有晋升加薪的机会。

所以陈总还是建议,从同业引进一个管理经验丰富的负责人。我觉得刘主管付出太多,极力推荐他。但陈总一直认为刘主管不适合这个岗位:部门负责人不一定要重度扎在一线作业;刘主管性格偏软,不敢得罪人,带团队也好,和机构负责人博弈也好,力度都不够,还要磨练。

第一次推荐,失败了。

但我没死心,继续找各种理由缠着陈总。陈总被我缠得没办法,最后勉强同意,并警告我:「如果江西分公司续收出问题,我就找你算账!」

陈总松口后,我立即找刘主管沟通,给他提了一些建议。当时我对他说过一句最狠的话,到现在还记得:

我们可以做好人,但不要做烂好人。一个优秀的管理干部,不是要人人说你好,而是要让优秀的人说你好,不优秀的人说你不行。做人就不要做事,做事就不要做人。

这句话很极端,但它是我真心担心他的地方。

保费部独立出去后,运营服务部的其他板块都已经成熟,各项指标名列全国前茅。我反而一下子轻松了,按部就班上班就可以了。

可我这个人,闲不住。

第十九章

做业务给你们看

真正的销售,是先建立信任,再让客户自己意识到责任

记得是九月二十九日,我走出办公室,不小心撞到教育培训部的叶同事。她双手抱着一大摞光碟,被我一撞,撒了一地。

我和她一起捡,边捡边问:这是什么?

她说:这是博士的光碟啊。

这里的「博士」,就是太平人寿的总经理,郑博士。

我向她借了一张。回家打开VCD,很投入地看完,真被震撼到了:郑博士能把枯燥的营销管理理论,讲得非常浅显易懂——不管年龄大的小的,文化高的低的,都听得懂、记得住、学得会。

第二天一早,我找到叶同事,希望把郑博士讲课的光碟全部借给我,我准备国庆七天长假全部看完。她做不了主,让我找她的部门负责人曾经理。曾经理一开始不同意,只肯给一两张。我说,我打算整个长假都在家里看,一两张肯定不过瘾。他才勉强答应,再三叮嘱不能丢,假期一结束立即归还。我签了字,把光碟领了出来。

放假那几天,我吃完饭洗完澡,就坐在客厅里全神贯注地学,学到凌晨一两点;第二天五六点,爬起来接着学。七天长假,除了吃饭、上厕所,基本就是学习。

记得有一次,我太太在我面前拖地,我叫她立即走开:这个地方不要拖,不要影响我学习。

那段时间我记忆力也特别好,学过的东西马上能讲出来。可能也因为郑博士讲的,全是太平人寿一线的鲜活案例:有讲业务员的,有讲主管的,有讲营业部经理的,还有讲营销服务部、三级机构、省级分公司的。课程分好几套:业务经理季度轮训、TOP2000、卓越经理人培训、内勤管理干部研修。所有理论都来自一线实践,又反过来指导一线。

内容太多,一个假期根本看不完。上班后我归还了看完的,没看完的,每天下班回家接着看,坚持了两三个月,全部看完。这期间我常和陈总、个险分管总刘总交流,他们也很惊讶我学的深度。

我就是个组训,但做业务给你们看

看完光碟,我借机向陈总提出:能不能在南昌本部,拿一个营业部给我带?

陈总说:你部门那么多事,还有时间带营业部?

我向领导保证:不影响部门正常工作,更不影响部门的KPI指标。我还立了军令状:如果指标下降,你可以降我的级,甚至开除我。

陈总让我去找南昌本部刘总。刘总欣然答应,安排了一个刚晋升不久的营业部给我,负责人姓周。我们简单交流了一下,第二天,我去参加她们的二早。

到了营业部我才发现,上百平的大早会厅里,稀稀拉拉只有四五个人出勤。当时公司为了推动主管晋升,会堆一些虚人力,一晋升,人力就滑得厉害——这在行业里是普遍现象。

二早最后,周经理安排我讲话。我记得讲了三点。

第一,在太平人寿,我没做过业务,首先是向大家学习的。

第二,我系统学习了个险系列的营销和营销管理课程,希望能帮到大家。

第三,大家以后不要叫我领导,我就是个组训。但我这个组训,和别的组训不一样——别的组训只是督促你做业务,我,做业务给你们看。我保证不利用公司资源,不占用上班时间,只用每周一个晚上、一个周末去跑业务。如果我能做好,你们能不能做好?

大家齐声说:能!

我当众宣布了第一个目标。公司要求新人三个月转正,转正条件是三个客户、两千七百元佣金——这条《基本法》的要求,我至今记得。我确保一个月转正,争取当天转正。

我也不知道当时哪来的勇气。估计大家都在等着看我的笑话。

公司职能人员没有工号,当天,我就用我太太的信息,上了一个工号。

半小时转正

下班铃声一响,我给一个客户打电话,问他现在有没有空。他说有,但吃完晚饭要出门有事。

我说:那你和你妈在家等我,我现在打车去你家。

他说:明天行不行?

我说:明天就来不及了!

挂了电话,我冲出公司,叫了辆出租车直奔他家。

进门后,我开门见山:这么多年,我从来没向你们家推销过保险。现在公司推出了一个非常好的产品,适合奶奶买给孙子。这个保险从交费开始,孙子每隔三年领一次钱,领到终身,最后曾孙还能领一笔大钱。一张保单,三代甚至四代受益,是爱心的传递。

孙子还小、儿子不缺钱的时候,奶奶可以把领的钱当旅游基金,每三年奖励自己出去玩一趟;自己不需要,就补贴儿子的小家庭;孙子大了要用钱,每领一次,就想起奶奶一次;孙子百年之后,曾孙还能领一笔大钱,感受祖母的大爱——甚至可以拿这笔钱,再给自己的孩子买一份同样的保险,让这份爱一直传下去。

奶奶听完很心动,当场签了一张年交将近两万元的保单。我又给她的儿子、儿媳各赠送了一份IPA意外险。三张保单,佣金远超两千七。

半个小时,我完成了转正。

第二天二早,我把投保单和收款单展示给大家看。同事们很激动,营业部的气氛一下子起来了,大家都说要好好干。

保险行业的清华北大

在二早上,我立下了下一个目标:全省第一个冲进TOP2000。

早会一结束,我去问南昌本部刘总:这一期TOP2000,大概要做多少保费才能入围?他估计两万九左右,三万以上比较稳。

下班后,我电话约了一对夫妻,周六来我家吃饭。他们如约而至。我太太在厨房做饭,我和他们寒暄了几句,拿出提前准备好的、公司宣传TOP2000的《启航》杂志。

我对他们说:凤敏高中的梦想是上清华北大,高考没发挥好,成了她一生的遗憾。现在我们公司办了一个保险行业的清华北大,叫TOP2000。

我把杂志翻给他们看。他们看完就问:凤敏要做多少业绩,才能上这个清华北大嘛?反正我们也要买保险,你们给设计一下——也不要太多,能让凤敏上这个清华北大就可以了。

我当场给他们设计了一份年交三万四千多元的重大疾病保险。

就这样,我全省第一个,冲进了TOP2000。

冲刺截止的倒数第二天晚上,我去营业部职场和大家交流。当时只有一两个人有可能入围,其他人都没信心。我让每个人找出一两个有钱的、愿意帮自己的人,用我这套方法去试一试。她们接受了,立即冲出去拜访客户。当天晚上,就入围了两个。

最后一天晚上八点多,我又到职场。还有一位姓余的业务主管没有入围。

我问她,有没有按我的方法去做。

她说,有这样的客户,但不好意思去找。

我问她,是不是特别想参加TOP2000。她说,特别想。

我又问,只剩几个小时了,你打算怎么办?

她说,我买自保件算了。

我问她,交这么多保费,以后有没有压力?她说压力很大。我告诉她:宁愿不参加,也不要买自保件。第二年退保,你自己受损失,还影响公司的继续率,害人害己。

她沉默了一会儿。我看她还是很想去,就再次鼓励她按方法去试。她出门了。十点多,她很高兴地告诉我:客户签了,她入围了。

那一期TOP2000,我们营业部入围七个人,全省第一。全省入围最多的机构,才五个人——而我们,只是一个小小的营业部。记得当时的在职人力里,好像只有一两个打算不干了的人没有入围。

TOP2000之后,我向团队承诺:以最快速度晋升业务经理。

郑博士讲过,有三类人特别适合做保险:个体经营者,财务人员,行政办公人员。我按郑博士视频里讲的方法,先找了一个开罐头厂的小老板。我告诉他:你干的是夕阳行业,保险是朝阳行业,机会很大。在保险业,可以无风险地建立一个百万乃至千万的永续经营企业,你也可以成为保险企业家。他很快报了那期新人班。之后我又找了一个会计、一个星级酒店的销售经理。这样,《基本法》要求的1+3架构就齐了。新人班一结束,他们很快出单,有一个还是当期的新人五强。

我又以最快的速度,晋升了业务经理。

全省第一大单

晋升业务经理之后,有一阵子,我好像没有目标了。

有一天,一位姓肖的业务经理出了一张年交十万、十年交的全省第一大单,轰动了整个分公司。我说,目标有了——我也要做一张全省最大的保单。

有天我去洗车,遇到一个多年未见的初中同学,他开着一辆凌志,也在洗车。

我们简单聊了聊。我问他,这车很贵吧?他说,一百多万。我问,那车险不是要好多钱?他说,好几万。

我反问他一句:「你的车花这么多钱买保险,人,买保险了没有?」

他立即翻脸:「你不要在我面前提保险,我最反感保险了!」

我就没有再提。

洗完车,我邀请他到公司坐坐,他答应了。一进我办公室,他往我对面的椅子上一坐,把脚架在我办公桌上,东瞧瞧西看看,说:美文,你这么多年书白读了。办公室这么小——我的办公室,比你这个大十几倍。

然后他指着自己的手表:这块表,十多万。又指指鞋:这双鞋,几万块。把身上值钱的东西,全显摆了一遍。

我心想:别得意。我几分钟拿下你。

我反问他:几年前见你,还没这么风光。这么短的时间,你怎么赚到这么多钱的?

他一下打开了话匣子,滔滔不绝讲自己创业开始有多惨,后来怎么翻的身。我们交流了一个多小时,我中间只用很精炼的话总结了几句,加起来不到十分钟,但句句点在他心坎上。我们聊了战略,聊了人力资源,聊了营销和管理。

他说到自己身边全是亿万富翁时,我接了一句:那你不成为亿万富翁都很难。

他说:你怎么知道?我下一个目标,就是成为亿万富翁。

我用郑博士的话跟他讲:一个人五年之内会不会变化、发生怎样的变化,取决于这五年你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,读了哪些不一样的书,参加了哪些不一样的培训。你天天跟亿万富翁在一起,不成为亿万富翁都很难。要是能再读点书就更好——不然,来得快,去得也快。

他觉得很有道理,便问我在这里一个月赚多少钱。我说,现在不高。

他说:我给你三十万年薪,再配一辆三十万的车,你来我公司上班。

我说:我不懂你那个行业。现在也挺好,工作开心、充实,成长也快。

他说:那我请你当我的老师,每天给我上一个小时的课。

我说:你在云南,我怎么给你上课?

他说:我会QQ,你在QQ上教我。

我笑他:不错嘛,还会打字。他也笑:为追一个女孩学会的。

我说:每天做不到。一个礼拜,交流一两次吧。

从那以后,每天晚上七点左右,他准时上线和我交流,白天还不时打电话过来。

从「最反感保险」到主动开口

有一次,他白天给我打电话。我问他在哪,他说,在高速上开车。

我说:你不要命啊,开车还打电话?

他说:不要紧,这个车好,有定速巡航。

我叫他还是小心点:你是家里的顶梁柱,父母、兄弟姐妹都指着你。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,他们怎么办?

他沉默了。

我告诉他:我就给自己规划得很好。如果哪天我出差,不小心从飞机上掉下来——我爸可以得两百万,我妈可以得两百万。两个老人家四百万,在农村足够颐养天年,没了儿子,比有儿子过得还好。我儿子可以得两百万,接受良好的教育。我老婆可以得两百万,作为改嫁的嫁妆,也是我儿子进对方家庭的生活费,免得后爸瞧不起他、欺负他。你说,是不是很好?

他说:确实很好。你怎么规划的?能不能也给我规划一下?

我说:晚上聊!

晚上回到家,我把他的保险计划书做好。他准时上线听我「讲课」,交流完,我把计划发给他。

他一看,说:原来是保险啊。我考虑一下。

然后,就没有下文了。

之后我们照旧一两天上线聊一次,他从不提保险,我也不提。

没过多久——记得那天我在萍乡出差,正在面试,他不停地打来电话,打了十几个。我没接。忙完后我回过去,问他什么急事。

他说:「我要买保险。」

我反问:「你不是挺反感保险的吗?这下又这么急?考虑好了没有?」

他说考虑好了。一是觉得我设计的方案确实好;二是中国人寿有个业务员天天缠着他买,他一比较,还是觉得我更专业。

就这样,一张年交十三万多、二十年交的保单签了下来。全省最大的保单,诞生了。

这个一开始最反感保险、连提都不让提的人,最后主动开口,要我给他做保险规划。这张全省最大单证明了我的判断——

真正的销售,不是急着推产品,而是先建立信任,再让客户自己意识到责任和需求。

带营业部的这段日子,我常和陈总、刘总交流学习和实践的心得,也给分公司的营销管理提建议。这段经历让我不再只是一个后台部门的负责人:一天转正、冲进TOP2000、最快晋升业务经理、做出全省最大单——本质上,是把郑博士光碟里的理论,放到业务现场,完完整整跑了一遍「理论、实践、复盘」的闭环。我在寿险营销和团队管理上的一些观点和做法,也得到了陈总、刘总的高度认可。

第二十章

救火

我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了光

正是因为带营业部这段一线的学习和实践,陈总、刘总开始更认真地看待我对个险营销、团队管理和机构经营的理解。所以,当保费部独立后继续率出了问题,甚至后来九江中支出了队伍和业绩的问题,他们自然想到,让我再往前走一步。

被「请」回保费部

保费部独立出去后,我不再管续收。可就在这段时间,公司的继续率指标直线下滑,掉到了全国倒数前三。每次周例会,升上去的保费部刘经理都挨批,压力非常大。

有一次,陈总亲自召集所有地市级机构的一把手,到分公司开了一下午的续收专项会议。会开到一半,陈总的黄秘书来我办公室,说陈总让我去旁听。

我说,我又不管续收,陈总让我听这个会干什么?黄秘书说他也不知道,是领导叫他来请的。

我心里明白,陈总「没安好心」。我应付黄秘书说马上过去,人坐在办公室一动不动。过了一阵,他又来催,我又应付过去。没多久,他第三次来。我知道躲不过了,硬着头皮去了会场。

刚坐下,陈总就说:美文,你是续收专家。分公司续收指标这么差,你谈谈你的看法和建议。

我就随便讲了几句。陈总马上说,我的观点很好,建议切实可行,符合分公司现状。紧接着一句:「你还是继续兼任保费部经理吧。」

说完,散会。

会后我立即追到陈总办公室。我说,领导,总公司要求保费部独立,我兼任保费部经理,不符合总公司的精神和要求。

陈总说:总公司只要求部门独立,没要求部门负责人不能兼任。

我又说,当时把刘主任提拔上去的,现在我又来管他,不太好吧?万一他有情绪,反而把工作搞砸。

陈总说:「他还能有情绪?把续收搞成这个样子,有情绪就滚蛋。你来兼任,是在保护他——做起来了,他还有机会;要是还这样,我肯定把他免了,从外面招人,他连机会都没有!」

我只好说,我去找刘经理商量一下。

我带着歉意来到刘经理办公室,简单讲了和陈总沟通的经过。还没讲完,他就说:「领导,我是真心希望你来。我压力太大了,你来,是在帮我。我确实不太适合担这个重任。你放心,我肯定还像以前一样,做好你的助手。」

那天,我们商量下一步的工作,聊到很晚。

老郑的眼睛

业绩持续下滑,续收团队的士气很低落。我想先从内部把队伍的底子打牢,就组织了一次全省续收系列的员工会议兼培训。主题我记得很清楚:绩效面谈。

培训之前,我做了大量的准备。我和刘经理、科室负责人、核心骨干,每人都要和一位专员面谈。我先在分公司给他们上了「绩效面谈」这门课,又让大家准备每个面谈对象的资料——从入职起的成长经历,每个阶段的业绩和收入,甚至家庭情况。

刘经理说,九江的郑专员非常「难搞」:只知道天天向分公司要报销、要费用,工作状态和业绩一塌糊涂。他说:领导,你来谈他吧。说完,把老郑的资料交给了我。

会议培训两天,白天做经营分析和培训,晚上一对一面谈。

老郑按约定来到我住的房间。刚进来时,他有些拘束。我热情地招呼他坐到我床上来。他说:领导,我怎么敢和你平起平坐呢?

我说:老郑,今天你就把我当你亲弟弟,我把你当亲哥哥,我们敞开心扉,推心置腹,好好聊聊。

他坐了上来。我们俩真像两兄弟一样,盘腿对面而坐。

我把他哪天入职、哪天转正、第一个月收入多少、后面平均收入多少,一串数据讲给他听。他很震惊:领导,你这么忙,管这么多人,怎么对我的情况,比我自己还清楚?

我说,我不但知道这些,我还知道你妈妈长期卧病在床,你老婆没有工作,小孩还小。你不但要工作,还要照顾老娘和孩子,很不容易。

老郑的眼泪一下子出来了,一边流泪,一边跟我聊家里的情况。

我说:老郑,我知道你不容易,所以你在那些小钱上总和公司斤斤计较,我能理解。但那些钱是非常有限的,全省这么多人,公司不可能都给你,也要讲公平。真正的收入,要从业绩的提升里来。以你的经验和能力,做到全省前列没有问题。你看南昌的王专员,她的收入,足够把家照顾好,让孩子受良好的教育。而你现在的收入,怎么面对你的家庭,怎么面对他们?

我们聊了一个多小时。我感觉老郑彻底想通了。我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了光——看到了做好的决心,也看到了责任与尊严。

回去以后,他的业绩果然突飞猛进,他管的区域进了全省前列,收入上来了,人也更阳光、更自信。每次来分公司,他都要来找我聊聊。看到他的变化,我很欣慰。

这次会议和培训,大大鼓舞了续收团队的士气。大家回到岗位,绝大多数人充满激情,你追我赶。我也常下机构,一是给他们打气,二是和机构老总沟通,让他们重视续收,也给方法,一起下狠招。

半年时间,江西分公司的继续率,回到了全国第六。

德安的早餐店

有一天,个险分管总刘总神秘兮兮地叫我去他办公室。他打开冰箱,拿出一泡好茶,把这泡茶介绍了半天,才转入正题。

他说:美文,九江现在情况很严重,队伍动荡,个险业绩下滑得厉害。你系统学习、实践过个险运作的八大体系,比我们绝大多数个险管理干部学得深、用得透,也做出了成绩;续收又在短时间内扭转了分公司的被动局面;运营服务部的指标一直在全国前茅。所以我和陈总商量,想让你去当九江中支的总经理。

我没有机构管理的经验,当场没答应,说回去考虑一下。

第二天,陈总又找我,问考虑得怎么样了。我跟陈总说:九江德安服务部的继续率很差,我想借这个机会去调研一下九江的情况,也为下一步做些铺垫。陈总欣然同意。

我带上保费部刘经理、王专员,还有一位同事,去了德安,九江运营服务部的蒋经理也赶了过来。营销服务部王经理和蒋经理,分别汇报了德安的基本情况和九江的续收情况。

听完汇报,我安排刘经理、王专员和当地的续收专员,把没收上来的客户一个个列出来,分头上门拜访。我自己留在职场,和德安营销服务部的内外勤同事一一面谈:业务情况,续收指标,中支和服务部为改善业务做过些什么。

我们谈了一天。傍晚,刘经理他们回到职场,向我反馈拜访的情况。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公司楼下的一个客户:当地续收专员因为压根没联系过客户,保单失效了;刘经理一去沟通,客户当场表示愿意办复效。

很多问题,都是续收专员缺乏基本的责任心造成的。德安的基础管理,给我的感觉是一塌糊涂。我很生气,要求他们务必开除那个续收专员。

我们交流到晚上十一点多,九江的同事回市区,我们在德安住下。

第二天早上,我和刘经理几个人在外面找了家早餐店吃早餐。一坐下,我就跟他们说:昨晚不该让某某回九江的。估计他一回去,我就会被投诉。

话还没说完,陈总的电话来了。一接通,劈头盖脸就骂:「你他妈的昨天在干什么?怎么一个一个审讯服务部的员工?弄得鸡飞狗跳!」

我把前一天的经过,一五一十向陈总汇报了一遍。

陈总这才明白过来,平静地说:「你们还是回来吧。这个地方没得救了,什么鬼文化。」

去九江任总经理的事,就这样不了了之。

后来,公司派了个人业务部的姚经理去九江。听说第一天就被员工堵在办公室里出不来,还发生了肢体冲突。没两个月,姚经理调回了分公司。

第五部

前线

二〇〇九年六月起 · 抚州

「明天和我去抚州。」「去抚州有什么事?」「送你去上任啊!」——我就这样离开了经营五年的运营和续收条线,去接一家外面都在传「要关门了」的机构。

第二十一章

从负数起步

我现在来,就是最好的时候

九江的事搁置后,我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,按部就班地上班,运营、续收的指标都很稳。

平静了两三个月。记得是二〇〇九年六月下旬,有一天,陈总突然把我叫到办公室,说:明天,和我去抚州。

我问陈总,去抚州有什么事。

陈总说:送你去上任啊!

我很惊讶,立即跟领导说:我一点准备都没有啊。能不能过段时间,让我先调研一下抚州的情况?

陈总说:没时间了。你回家准备一下,明天就走。

我当时整个人都是懵的。

第二天,我坐着陈总的车,稀里糊涂去了抚州,随行的还有培训部王经理。刚到没一会儿,就见很多营业部经理和业务主管围着陈总——分公司个险协管总黄总(抚州的首任总经理,已提拔到分公司)、半年前被调回分公司的前任总经理李总(抚州太平的首任个险总),还有抚州的临时负责人王总都在,好像在要什么说法。我完全不明所以,站在旁边发呆。后来发现培训部王经理不见了,我也退了出来。那间办公室里发生了什么,我至今不知道。

过了一阵,那些人走了。陈总把我和临时负责人王总叫进总经理办公室,让王总跟我交接一下,就去分公司报到。王总当着我的面,恳求陈总再给他一个机会,让他再干一段时间。陈总当着我的面骂他:「你还好意思提?在抚州半年多,没有半点起色,还越来越差……」

说了一会儿,我们去吃饭。吃完饭回到办公室,王总又很不友好地叫我出去,我便出去了。没多久,陈总召集抚州中支全体职能人员开会,宣布了我的任职。会后,他们就回南昌了。

抚州的老员工常去分公司开会,很多人我也认识。我就这样离开了经营五年的运营、续收条线,在抚州上任,开始全面经营管理一个三级机构——地市级公司。

抚州当时的办公室主任姓汪,太太在外地上班,他一个人住在抚州。他让我先到他家住下,再慢慢帮我找房子。当晚我就在他家住下了,一住近半个月。我们每天同时上班、同时下班,我也从他那里了解了抚州太平的不少情况。

在地市级机构,总经理虽然全面主持工作,但主要精力要放在个险上——银保一般有专职的分管总。当晚我就在想:明天的个险早会,我讲点什么?那一晚,我准备了很多要讲的话。

触目惊心的家底

第二天一早,我早早到了公司。早会开始前,个险总监黄总领我去早会室。上百平米的大早会厅里,稀稀拉拉坐着三四个人。我问黄总,怎么才来这么几个人?黄总告诉我:就是这几个人。

我心里凉了一大截。

早会结束,一个姓谢的业务员来我办公室请长假,说得了一种什么病——我们共事没几天,可十多年过去,她的名字还刻在我脑海里。接着,又有一个人递来辞职报告。最后就剩一个姓王的主管,和另一个兼职的主管——虽然叫主管,其实都是光杆司令。

我找黄总沟通,才知道抚州个险乃至整个公司,经历了一场什么。黄总从平安过来才几个月,是前任临时负责人的同学,他们在平安也是同事。本部的突破,就要靠他了。他说他来太平后,也谈了一些平安的主管,包括他太太,但一直没有入职。我让他抓紧安排和我见面。没几天,他们全上岗了,抚州本部这才有了一点点人气。

紧接着,我开了个全市职能人员的沟通会,盘了盘抚州的家底。

个险有抚州本部,还有东乡、宜黄、南丰、南城几个营销服务部——现在叫支公司——以及一个没有营业执照、但有几个业务员的黎川。除了宜黄、南丰、南城还有一点团队,其他的,几乎和抚州本部一个样。队伍和业绩都不行,内勤人心涣散,精神面貌极差。银保稍微好一点,但分管总马上要调离。续收指标,全省倒数第一。前不久,集团对抚州太平的稽核结果,是「一票否决」。

还有同事私下告诉我,前不久有内外勤组团去南昌八一广场静坐。外面都在传:抚州太平,要关门了。后来我在行业交流和同业引进时,也经常听到这种声音。

行业协会上的尴尬

到任第三天,行业协会组织了一次会议,分管金融的周市长也参加了。会议内容我记不清了,但因为我刚到抚州,会后我邀请了所有寿险公司的一把手,来我办公室坐一坐,互相认识。

刚坐下没多久,当时业务做得最好的太平洋人寿的万总就对我说:胡总,你怎么会在这个时候来抚州呢?外面都在传抚州太平要关门了,你们好多内外勤,都找到了我们,想来我们公司。

紧接着,平安人寿的胡总也这么说。我印象特别深的是,连当时业绩很差的民生人寿的蒋总也说,抚州太平的很多内外勤找过他。

我略显尴尬,又故作镇静地对他们说:「兄弟们,我现在来,就是最好的时候。抚州太平差不多到底了,在领导心里甚至是负数——再差,也不会比现在差到哪里去。你们认为有用的人,尽管拿走。不过等我缓过来了,到时候向各位要几个人,大家也多多包涵,不要介意哈。」

所有人都表示不会介意——他们很自信,认为他们的人,不可能来太平。

紧接着,我每天去一个营销服务部调研,深度走进业务队伍:面谈,聚餐,对一部分绩优人员还上门家访,和他们、甚至他们的家属打成一片。我告诉他们:我就是抚州太平最大的服务员,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事,直接来找我。

我要走进他们的心里,取得他们的信任,让他们重新看到希望。

没过多久,抚州太平的第一任总经理和个险总——也是第二任总经理——去筹建阳光人寿江西分公司。筹建期间,是抚州太平最动荡的时期:阳光人寿省公司的筹建骨干,基本就是抚州太平的班底。省公司的总经理和个险分管总,就是抚州太平原来的总经理和个险分管总;省公司的大部分部门负责人,是抚州太平的部门负责人;抚州绝大多数骨干,都追随过去了。

等局面稳定下来,我记得就剩下:刚来不久的个险总监黄总,三个在公司实习的应届大学生,和两三个蠢蠢欲动的营销服务部经理。

所以头一两个月,我个人的主要精力基本都在救火,根本腾不出手来发展业务。

卢行长

银保分管总在我来后几天就调走了。听说抚州农行分管保险的行长也是新来的,我便主动去拜访。他是从赣州农行调过来的,姓卢,比我早个把月到任,我们聊得比较投机——感觉他也是个想做事的人。我和他交流了太平的文化和经营理念,他非常认可。

可能是看我年轻,想帮我一把。没过几天,他就召集抚州各县的分管行长,到我们公司开专项业务推动会。这种事,很多保险公司想都不敢想。因为分管行长的重视,各县行长也想给新来的领导一个见面礼,那几个月,抚州的银保业务做得还不错。

研修班上的醍醐灌顶

在抚州工作一个多月后,总公司办了一期内勤管理干部研修班。这次研修班,加上一个多月的深入调研,让我彻底理清了工作思路和行动方向,也彻底扭转了抚州太平被动应付的局面。

研修班上,刚从山东分公司升任总公司个险分管总的傅总,提了三个观点:内勤管理干部的数量和质量;外勤管理干部的数量和质量;体系化的运作。还有山东枣庄倪总讲的《利用八大体系引进优秀同业》。这两堂课让我醍醐灌顶,至今记忆犹新,甚至成了我后半段职业生涯经营企业的重要理论指导。

回到抚州,我把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时间,投到了引进同业优秀内外勤上。我是外地人,在抚州没有任何同业资源,就通过各种途径去搞同业业务员的名单——最主要的,还是靠黄总监。

其他途径来的名单,我会第一时间亲自打电话。那套话术,我至今记得:

请问您是某某某吗?我是太平人寿抚州中支新来的负责人,我姓胡。猎头把您的名单推荐给我——不管名单从哪来,都说是猎头给的,让对方觉得自己很有价值——说您非常优秀,业务和团队都做得很好。您看今晚还是明天方便?我想向您请教一下,顺便请您吃个饭。太平人寿也有很多非常好的培训课程,到时我们交流交流。我有信心,您一定不虚此行!

同行的业务人员,一般都会过来。抚州当时有个叫米罗咖啡的地方,头几个月,我基本每天中午和晚上都在那里谈同业。那个地方的饭,我吃得都想吐了。

黄金搭档

黄总监是抚州本地人,在平安做了很多年,做到了营业部经理,所以同业引进的核心力量还是他。我们俩配合得非常好。

我在同业面谈时,主要讲太平人寿的文化和个险的专业化运作体系。因为我在南昌兼职带过营业部,体会很深;又参加过多次TOP2000,主动结识了全国各分公司的很多顶级业务高手,了解他们各自的销售路数——

辽宁的贾昌勇,靠带客户玩「穷爸爸、富爸爸」游戏,一年能做百万标保——我专门去辽宁,和他当面交流过;浙江的林海慧,靠去美容院做美容,让老板每次安排一个有钱人和她一起做、一起聊,一年也能做百万;北京的林雪燕,带客户去国外旅游,中间留出半天讲小型产说会,一年也过百万——我在TOP2000会场专门找她交流过,后来还偶尔联系;鞍山有个业务员,名字忘了,每天早上做客户的「小闹钟」,靠这种极致的服务,一年也能做百万;四川的黄霞,加入女子高尔夫俱乐部开发高端市场,有一年开门红,当天做了三个亿——我们在机场候机时聊过,现在还是非常好的朋友。

我对太平个险的专业化体系了解得非常深——黄霞常说,有时还当着郑博士的面说,我是博士的最佳传承人——对这些优秀个人和优秀组织的打法,我也非常了解,又高度认同,所以讲起来很有激情,非常感染人。只要是爱学习的人,基本都会心动。

而黄总监有多年一线经验,《基本法》解读得非常到位。我们一个讲宏观,一个讲微观,简直是黄金搭档。

过程很曲折,也非常辛苦——我们经常晚上十二点、凌晨一两点还在外面谈同业,甚至去谈业务员的家属。有的人家在很偏的乡下,我们常常深更半夜,在乡间小道上赶路。但很快,我们就打开了局面。

记得有一天,我们同时安排了六十八个同业主管参加分公司的面试:我和黄总亲自带三十多个去分公司,留三十多个在中支参加视频面试。人太多,个险内勤又都是刚毕业的大学生,根本吼不住这些同业老江湖,秩序有点乱,还被当时的个人业务部经理通报给分管总,说我们「藐视分公司的权威」。

有天我去个险分管总刘总办公室汇报工作,一进门,刘总很严肃地说,他正在亲自起草处罚我的文件——说我们未经面试就让很多同业主管上了岗,藐视分公司的权威。我没有多解释,尽管很委屈,还是表示接受任何处罚。可能是刘总也知道我们不容易,或者是陈总出面干预了,那份处罚文件,最终没有发。

黄总监降薪风波

我到抚州上任不到一个月,省公司突然发文,给个险黄总监降级降薪,事先没和我通气。黄总监找到我时,以为是我让省公司下的文,当场提交辞职报告,弄得我措手不及。

第二天,我约黄总监单独到我办公室谈。我们相处了将近一个月,彼此有了基本的了解,我确实觉得他不错,就心平气和地把他当兄弟,跟他掰开了分析。

第一,我先问他,找到下家没有。他说没有。我说,你要是真想辞职,也要先找好下家,再辞不迟。

第二,我认为你这个时候辞职,相当不合算。你刚受了处罚,在抚州太平还没有什么亮眼的成绩,这个时候跳出去,市场价值肯定很低。跳槽,要在自己的高峰期跳;低谷期跳,卖不出你应有的价钱。

第三,眼下抚州个险可用的人极少,你是我的关键依靠,我们相处得也不错——我不会傻到在这个时候处罚你,让自己陷入被动。你要相信我。我们一起努力,做出点成绩来,我相信分公司看得见。真到了分公司不给你交代的那一天,你再走,也是升着值走的。

第四,你先休半个月假。不管最后留下还是离开,这半个月我都给你算工资。你在家好好想一想:觉得我这个人还行,我们就一起好好干;觉得不行,再离开不迟——正好也可以用这半个月,去找找下家。

第三天,他来到我办公室,说:「领导,我觉得您还是挺真诚的。我决定留下来,好好跟着您干。」

那半年,我们吃了很多苦,但很有干劲,也很快乐,一起做成了一些把「看似不可能」变成可能的事。年终考评时,我用了各种办法,请求省公司恢复了他的职级和待遇。

抚州的翻身仗怎么一仗一仗打下来,是后面的故事了。

未完待续

这本书,从一九七四年的沙溪村,写到二〇〇九年的抚州——从一笔借来的两元钱学费,到接手一家「在领导心里是负数」的公司。

往后的故事还长:抚州的翻身仗,赣州,省级公司,裸辞,投资,创业,还有五十岁以后学AI。路还在走,书也还在写。

走过的路,就是脚下的灯。

本书据胡美文本人口述底稿整理,事实优先,仍在续写、增补中。
当前版本 · 二〇二六年七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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